在洪武五年的某个日子里，朱元璋正在翻阅《孟子》时，突然间，他爆发出愤怒的雷霆之言。随后，他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除，不再与孔子并列供奉，并且威胁说：“若有敢谏者，以不敬论，并命金吾射杀。”这份命令震惊了满朝文武，他们都不知所措。
朱元璋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的尊敬心怀敬畏，而孟子则是发挥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思想，被视为“亚圣”。那么他为何会如此讨厌孟子呢？归根结底，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朱元璋个人经历导致他对文人产生深刻的反感；其次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触动了他的神经。
朱元璋出身贫寒，从放羊到做和尚，再到小军官，最终成为大将领，一路走来终于掌握国家大权。他清楚自己是一介武夫，没有学问，只能通过文化手段来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他天生就对文人、文化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从骨子里看不起儒生。比如当他命令制作案桌，用独木制成，说：“秀才顽，使之坚硬，不使败坏我案。”可见，在朱元璋眼中，文人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第二点原因则更为复杂，那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让朱元璋感到如芒刺在背。众所周知，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高于君王和国家利益。在这种观念下，如果天子想要得到天下的支持，就必须施行仁政，为人民服务。而与孔子的“仁”相比，“民”的概念在孟子的理论中占据核心位置。因此，如果天下百姓被迫接受他们讨厌的事情，那么这样的领导者就不是值得拥戴的人物。
此外，在《离娄下》的篇章中，孟子明确指出：“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即使是在最亲近关系的存在，也需要相互尊重。如果关系到了尊卑差距过大的程度，那么两者的距离就会变得不可逾越。这意味着对于谁能够真正保护人民而称王，以及谁残害百姓而应该推翻，这样的判断标准并不依赖于皇权，而是基于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的福祉。这自然让那些只想维护自身权力的统治者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无法逃脱公正的审判。
最后，当这种来自平民角度指导国主如何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手法被应用于政治实践时，它们显然触动了一个曾经流氓无赖，现在却坐拥江山的大人物——朱元璋的心弦。他因为自身文化上的劣势，对知识分子的嫉恨进一步加剧，因此选择把孙家的牌位从文庙中撤去，这便发生了开头那段故事。不过，由于 孟 子 仍旧被认为是一个圣贤，即使面对皇帝也不容许玷污，所以人们寻找了一条回避这一问题的小径——声称夜观星象发现问题，便迅速恢复了他的牌位，但同时也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书籍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妥协，可谓狠辣又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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