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溯明朝人殉制度的历史背景时，我们不可忽视其与明朝建立和发展进程紧密相连。明初，朱元璋采纳了理学思想，以忠孝为核心，对后妃实施严格教育，强调她们的角色是生育子嗣、侍奉皇帝而非参与政治或宫外事务。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统治者对死者葬礼的态度，使得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死亡仪式有着更为严肃和悲观的情感。
正如《沈氏日旦》所记载：“嫔御殉葬，夷俗也。”这表明尽管中原王朝早已废除了人殉，但明初又恢复了这一残酷习俗。有人认为，这种倒行逆施可能是受到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人殉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程朱理学过于强调忠孝节烈道德规范的结果。理学要求每个人都做圣人，都遵守忠孝节烈的道德规范，这种高标准无疑会促使人们采取极端手段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建文帝、仁宗、宣宗这些被誉为仁孝贤君的人们，他们接受的是文官文化中的这种理想化形象，因此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往往过于依赖儒家教条，而忽视实际情况。这导致他们在面临重要决策时，如同被动地走向人的牺牲，即便是在“三杨”主持下的葬礼中，也难以逃脱这一宿命般的情结。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归咎全部责任给这些“仁孝贤君”。朱元璋本身即是一个重视经验总结并制定严格制度的人。他通过修女诫来加强家族伦理，并且对于后妃设立了一系列规定，以防止宦官专权及外戚乱政。此举虽然出发点良好，但却埋下了一颗伏笔——将女性限制到家庭范围内，从而剥夺她们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
当太子突然去世，朱元璋晚年的担忧驱使他对皇孙进行周到的安排，他可能没有预料到他的措施最终会演变成一种压力，让那些服从于儒家的后妃们不得不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而走上自尽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未直接决定宫妃三十八人殉葬，但他的制度性安排与环境营造，为此类悲剧埋下了隐患。而之后继位者的行为，只能算是一次延续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明朝建立及其历史进程中的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那一段沉痛的史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