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自汉代以来便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以玉门、阳关与汉接壤,葱岭为界。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了乌垒城的都护府,并颁行朝廷号令,使得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得到确立。
这套管理模式和政策因为其有效地保证了边疆各族人民与中原王朝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成为了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效仿的范例,如唐朝曾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地区。然而,从安史之乱爆发至清朝完全征服准噶尔汗国,这段时间长达九百多年。在此期间,最可能重新进驻西域的是明代的大明王朝,但明代并未产生过将西域收入囊中的想法和行动。
明军事重心在北方
建立后,大明对抗退居漠北蒙古势力的军事压力极大,所以无暇顾及远方;因此,对待外部诸国采取以安抚为主、管制为辅的手段。
收敛性的治边思想
朱元璋开创的大明是一位高度集权的君主,他通过收敛内部问题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洪武二十八年发布《皇祖明训》,告诫子孙不要依仗富强而轻易讨伐四方,此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守策略。
缺乏正确的观念
人们对外部世界缺乏深入了解,一直停留于刻板印象上,将他们视作野蛮无知,不值得经营或占有的地方。而文化差异也使两地相互理解困难。这导致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情景:虽然中原对外宣扬儒家思想,但实际上对于远方民族抱有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文明,而其他民族则是不文明之辈。这样的认知阻碍了双方面进一步交流和合作,为未能染指这些地域埋下种子。此外,由于资源稀缺且生活条件恶劣,对于那些没有被编入正式行政区划的地方来说,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土扩张,也几乎成为了一项理想化的事业,而非现实可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