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崇祯有心理疾病，他性格阴沉多疑，谁也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有数字统计，说他执政以后，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其中包括总督袁崇焕、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侍郎杨镐，蓟辽都御史刘策、巡抚都御史孙元化、漕运总督杨一鹏、三边总督郑崇俭……这些都是国家栋梁啊，崇祯只要一起疑心，那就是要杀人没商量，他不管栋梁不栋梁的。但是，栋梁都没有了，国家确实要垮塌。
崇祯不但杀人，而且还要虐杀，还有示众。比如对袁崇焕，不但在大街上凌迟，还要号召百姓来分食他的肉。家属要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干净彻底消灭，从地球上抹去。
袁崇焕纯粹忠勇战将，此前有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成功战例，但一封反间的信，他的战功就全部化为乌有，他成了死有余辜的叛臣，而且死得极其凄惨。崇祯的意思是与以儆效尤，杀鸡给猴儿看。可是，大臣们看到了什么什么呢?至少是看到两点，一皇帝的弱智与残暴，以及自身的结局。大臣们跟着这样的皇帝干，没有任何前景，只有死路一条。那怎么办，就逃生吧。
谁不怕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呢? 这些受过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熏陶的大臣，他们轻易不会变节，他们明明知道将来要被史官写进“二臣传”，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活命，他们不得不寻找生路。在这个时候，大清所给出的厚禄显得非常吸引。一方面他们看到大清那边清明，没有随便杀大臣的事儿；二方面他们看到早年间投过去的人物普遍得到重用，即使李永芳还与皇家结了亲。大清的手腕，对于那些被迫弃暗投明的大臣来说，是一种救赎之门。
被迫在混乱中纷纷寻找逃跑机会，也是在寻找弃暗投明的大机会。大清对于这些降人的态度宽容且慷慨，如同孔有德、耿仲明降后得到恩赏；洪承畴虽然曾经降而复起，却最终仍旧因军事上的贡献而受到接纳和尊重，这样的真心让祖大寿深受感动，最终再次选择归顺。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道义与利益之间微妙的心理平衡，以及对于未来生活质量的一种预期追求。
从此以后，有120多位参将以上武将及其他高级官员依序或逐步加入到清朝麾下，其中一些甚至获得了一品衔或者封王公爵位，有些家族直至满洲族开国时期也能保持其贵族地位，这些历史事件或许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政治现象，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每个行为都会因为时代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这一切又正是由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驱动所致。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折点上，无论是否愿意，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无力避免参与到历史的大棋局中去，更无法抗拒那个强烈的呼唤——求生，以维持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精神自由。当人们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寻找出生的希望和新的生活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忠诚于古老帝国的人民选择了另一种可能：找到新主子、新领主，用尽一切手段争取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而这一切，又恰恰成为了某种形式上的“逆向思考”——即使是在痛苦之中的挣扎，也能够通过自我解放实现某种程度的心灵自由。这难道不是一种奇妙的事情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接受外敌统治的人都是无原则地投靠者，或许有些真正忠诚的人只是在绝望之际，被迫做出了艰难决定。但尽管如此，当代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行为最终导致的是政治结构上的根本改变，因为它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得地方势力得以崩溃，从而促进了新朝廷建立过程中的快速扩张。此刻，我们站在时间的河流岸边，看着那遥远年代，那些伟大的帝国，它们怎样一步步走向毁灭，然后又如何惊险地重建？答案仿佛就在我们的脚下，但却又像是一片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只待风雨渐退，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它们之间隐秘的情缘故事。我想，你一定也很好奇，那么那些曾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雄人物，其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留下的足迹，在今天还有没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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