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徐枋,是一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我的父亲,徐汧,在明朝担任少詹事。我出生于江苏苏州,这里是我根深蒂固的地方。字号分别是昭法和俟斋、秦余山人。在公元1522年,我进入了这个世界,而在1694年,我离开了它。
十六岁的时候,我按照父亲的吩咐,跟随朱集璜学习。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正是崇祯十五年的中举人考试。我努力学习,不久之后,在崇祯十七年,当明朝覆灭之时,我却未能与其同行。我的父亲以死殉国,而我被阻止在身后。
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的父亲说:“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选择上。而我,也因为他的影响而无法踏上那条死亡之路。
尽管如此,当他去世后,我决定一生都不仕于清朝。在他的遗容中,我找到了力量,从此隐居于山野田园之间,与外界隔绝。甚至连城市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存在。我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被称作“海内三遗民”。
隐居生活让我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书写和绘画。我成就了一番,但这并没有让我忘记那些关于自然的灵感。当一个灵芝送到王士祯的手中,他还为此写下诗来纪念它。这一切,都让人们更加怀疑这个世界如何改变。
有一次,雎州汤斌巡抚江南,他听闻我的住处,便独自一人前往拜访。但即便这样,他还是无法见到我。当他诵读白驹之诗,并留下,只得离去。这场面,让人感慨万千。
虽然我的作品受到认可,有川湖总督蔡毓荣亲自求画并带重金,但我回信拒绝,并退还金钱,说:“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 一介书生,不善耕种,也不出仕做官,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满足了。
然而,即使这样的生活过得贫寒,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子女不会因此而失去生命。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先后因饥寒交迫而逝世。而我自己,也常常衣食不足,“日食一饭一糜”、“冬夏止服一苎衣”。 三十七岁的时候,我病倒了好几个月,无药可医,只能静待死亡。但郑三山先生来看望,将药物给予我,使得生命再次延续下去。不久之后,又卷入“逋赋”案件,被迫四处躲藏,没有固定住所。那时候,他已经几乎无家可归,“家止四壁、薇蕨不供”,每天只能仰赖屋檐下的恩惠来维持生活。
即便如此困顿的情况下,还有人喂养了一头驴,它竟然具有人的性格,每当需要换些必需品时,就将书画放在驴背上的篮子里。驴儿带着这些东西前行,却从未尝试夺走一步,当人们见到这头驴,都惊叹道:“高士驴至矣!”然后大家竞相取出书画,用它们换取所需的日用品。一旦篮子装满,再由驴儿自动返回——这是我们共同习以为常的事物之一。
直至最后,在临终前夕,还有句嘱托:“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赙也。”但徐枋最终还是安详地离去了,其棺材由宋荦提供,但家人拒收,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境况并不宽裕,最终依靠大家凑合支付葬礼费用完成了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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