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曾经评价这本书是“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确实，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它也可能被视为平淡无奇的一年，因为它既没有引人注目的大事件，也没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然而，这一年恰好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都强调了“税重民穷”的问题，但是黄仁宇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体系的缺失和政府效能低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以道德规范代替法律治国的情况，在明代达到了极致。而他撰写《万历十五年》的初衷，也在于证明这一观点。
明朝万历年间的高级官员，如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等，他们各有所长，却每个人都以悲剧收场。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在这种由文官集团主导的体制下，只能采取等待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体制惯性带来的深刻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具特色，闪耀着希望，同时尝试进行改革，但最终均告失败，大多数人甚至遭受革职或入狱之辜。一群文官为了维护整个集团的平衡，对国家武备、科技进步以及商业发展造成了停滞。这一文官集团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幸，并且与宦官集团夺权更是导致了大明王朝走向崩溃。
历史上，万历十五年的确是一种平淡无奇的一天，只不过在这一年的某些事件中，有一些历史学家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其实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却隐藏着决定性的因素，是之前的大事端点，又预示着将要掀起波澜的机遇。这其中因果关系紧密相连，便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关键焦点。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通过对几个关键人物形象描绘，我们得以窥见这个衰落帝国悲剧命运，以及时间如何将这些帝王将相遗忘。
尽管对于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问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已经进行了深入批判——道德并非无懈可击，它无法替代技术，更不能取代法律。他认为，明朝特有的特征便是在于“依赖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渗透到了帝国所有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看，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于那一年，那个瞬间开始，从此以后，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越发拉开。在西方，一系列帝国正在崛起，而东方，则陷入沉沦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