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寻求最大的利需参透时与力之关系

法国神学家霍尔说：“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一切动力。”利是满足人生存欲求的必需品，是人物质天性追求的对象。司马迁深有感触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管子说：“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无利不起早，无利不言商，奔走交往，不辞劳苦，皆为利益所驱使。

孔子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惟利是图抑或是以义为重，是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由此而形成几千年争论不休的义利之辨，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孔孟尚未将义利绝对化，而是主张先义后利，汉儒董仲舒则明确将义与利的矛盾扩大至不可协调，他说：“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要求国家治理只讲求“义”不寻求“利”，只讲求“道”不讲求“功”。这种建议未免过于荒谬，一个国家倘若不寻求经济效益，那国家机器岂不停滞不前;一个企业倘若不讲求功效，岂不散架。董仲舒的这套腐儒言论，受到后世学者的批评，宋代功利哲学家叶水心强调说：“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将道义与功利之辩调和，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形成经世致用的良好义利观。

世人误以为老庄之道是不食人间烟火，向往自然的清静无为，摈除竞争，不言利益。实际上，老子所树立的利益观，实则寻求天下最大的利，“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利万物，涵容博大，遍及众生，无一遗漏，有哪种利益大过此。不仅如此，老子还分析了形成利益的诸多条件，关键是时机与能力。

贵时主变，变则生利。老子说，动善时，水在不同季节所表现出的状态不同，活力春水滋养万物，沉寂冬水冰冻凝寒。上善之人应该像水一样，待时而动，随机应变。要成就大事，人们口中常提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吕氏春秋》说：“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当年，齐闵王自恃国力强盛，视天下诸侯如同草芥，不屑与之为伍，于是敢为天下先，自称“东帝”，凌驾于列国之上。所谓枪打出头鸟，在列国封号称王称公的年代里，率先称帝，势必遭来祸患。燕昭王以此为借口联合其他六国出兵伐齐，乐毅军如破竹，连下齐国七十城。这时，一向受齐国压迫的鲁国瞧准时机，趁火打劫，也派兵进攻齐国，一举夺得徐州城。赵肃侯因为役使百姓修筑陵墓，惹得人怨，弱小的卫国趁机侵占了赵国土地。所以吕不韦感慨说：“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茧氏，以鲁为之细，而皆得志于大国，遇其时也。”鲁国、卫国在战国时期是奄奄一息的小国，平时仰大国鼻息而生存，对齐国、赵国是毕恭毕敬，一旦有利时机出现，这些小国也敢胆大妄为，虎口夺食成功，因时得利，靠的是时机。

《易经》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君子身怀绝技，时机不佳时潜藏不发，机会一来，立即抓住，产生时则生利的效果，这也就是人们常说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成功者与时俱进，往往善于主动地把握时机，从而造就不世功勋。失败者，稍稍与时失之交臂，遭受到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世界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滑铁卢之战，就是因为法军元帅格鲁希的犹豫不决，不善于随机应变，而导致失去最佳增援时机，让拿破仑遭受彻底性失败，留下千古遗恨，让拿破仑帝国轰然倒塌，退出历史舞台。伟大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烁时》中说：“错过了那一秒钟的格鲁希，在现在这一小时内又表现出军人的全部力量——可惜太晚了!……那关键的一秒钟就是这样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孙子兵法计篇》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指挥作战的将帅应知天时，察地利，用人和，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出击，才不至于覆军杀将，时机把握得越准，事情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事善能”带来利益。《庄子列御寇》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具有技巧的人整天钻营事情搞得身心疲倦，聪明的人满脑子智慧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只有没有本事的人无所作为，才可以像只漂泊不定的小舟，遨游天下。庄子主张逍遥游，在这里固然希望人们都作无能者无所求，身闲心闲，闲云野鹤。从反面来看，无能者无所求，有能者则是又劳又忧，老子说事善能，突出圣人的能力应该像水一样刚柔不避，无坚不摧。有本事，有能力可以创造利益，这种浅显的道理再明白不过。孙悟空精通七十二变的能力，方才腾云驾雾，降妖除魔，护送唐僧取得真经，传播天下。

老子追求润泽万物的自然大利，而不是生活中斤斤计较的小恩小惠。单个讲，时机、能力固然都可以创造利益，但若将机遇、平台、实力三者强强组合，集合一身，必然会兴大利，惠苍生，若缺一，必不能达到丰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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