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似乎是说：不同的行事方式会带来不同的行政效果，也体现着个性迥异的“为吏之道”。其实，子产、子贱、西门豹三人的不同“为吏之道”是与其自身背景紧密关联的。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家、法学家，孔子极其推崇他，认为他具有极高的德行，称他“古之遗爱也”。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转引自：《北京日报》，作者：王菲，原题：《古代为吏之道“三不欺”：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
古代官吏“三不欺”的“为吏之道”
《史记·滑稽列传》载褚少孙补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同样是“不欺”，就有“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的区别。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说，子产做郑国相国时，做到“仁”且“明”，所以人们不能欺骗他；宓子贱做单父县宰，为政清静无为，自己只是操弦弹琴，三年不下堂而民化，人们心里经常惦念着他，所以不忍欺骗他；西门豹做邺县令，以威严猛烈驾驭风俗，所以人们不敢欺骗他。 这似乎是说：不同的行事方式会带来不同的行政效果，也体现着个性迥异的“为吏之道”。其实，子产、子贱、西门豹三人的不同“为吏之道”是与其自身背景紧密关联的。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家、法学家，孔子极其推崇他，认为他具有极高的德行，称他“古之遗爱也”。子产在郑国“铸刑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其执政可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人赞其执政达到“至世之治”，子产执政的实践有法家的变革色彩，指导思想上却又带有明显的儒家倾向，他以超凡的个人能力实现了民“不能欺”；再看宓子贱，他是孔子有名的七十二之一。子贱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非常重视选用当地的“贤人”，完全是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践，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西门豹是战国时魏国著名的法学家，军事家。西门豹到邺地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妻”平息水患，乘机骗取百姓钱财，他选准时机，亲自出席婚礼现场，在上千百姓围观下，以新娘不美需通知河神另娶为由，当着上千民众的面，先后将巫婆等三人扔进河中，西门豹通过非常手段的威严猛烈，大树权威，令“吏民惊恐”，继而顺利地推行兴修水利等等工程建设，达到了民“不敢欺”的效果。以上三个人物，一个国家的最高执政官、两个基层官吏，他们的权力行使无疑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可谓三种不同的“为吏之道”，三种不同的权力行使方式，都实现了“不欺”，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后世人称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宓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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