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录取政策是十分重视的。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的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态度：“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一言论直接导致了“官二代”特有的“别试”制度的建立。
为了确保录取的公平性，宋朝采取了两个关键措施：一是通过扩大名额，使得平民和庶族有更多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增加录取名额，以便更多优秀人才能够被发现和选拔。
事实上，在宋朝初期，每年的进士名额并不高，只有几十人。而到了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他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有109人被选为进士、207人被选为其他科目出身，这次考试共计500多人受益，是当时的一个记录。此前，即将进行这次考试时，赵光义曾经说过：“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表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况非常紧迫，因为那一年参加应试的人数超过5300余人，而实际上只按照10%左右的比例来录取。
这种高效率、高质量的人才选拔模式在历史上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进入状元行列，没有“寒门”的优惠政策，他能成为状元也是难能可贵的事。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一次考试中，又创造了新的记录，那一年共有740多人的进士及诸科出身，其中特奏名达到900余人。此外，还补录落榜生500余人。这项措施体现出了宋朝对待未能及第者的宽容与理解，比如设立“特奏名”，允许那些连续多次未能获得官方认定的应试人员，可以通过特别途径获得本科出身，这是一种特殊而温暖的情怀赐予。
由于这些积极因素，加之其它利好政策，对于学习群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热潮。据统计，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与解试的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这一切都证明了宋朝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一个金榜题名前景广阔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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