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权政策。
为了实现录取的公平性，宋朝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通过扩大录取名额来倾斜向平民和庶族群体，使普通学子有更多机会；二是增加录取名额，以促进社会流动。
实际上，早期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的进士仅数十人。然而，当赵光义即位后，他大幅度地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考试中，共计录用500余人，这一数字创下纪錄。赵光义曾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景非常紧迫。当年的应试人数达到5300余人，被接受的人数占比约为10%左右，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
这一措施被证明是明智的，因为太平兴国二年的学子中涌现出许多未来的大臣，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成为了状元。如果没有这种温柔而又有力的支持系统，即使像吕蒙正这样的天才也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次录用，一次总共记录下740多人的入学者，其中包括900多个特奏名，以及350多个河北省份的一等奖获得者。此外，还从落榜生中补充500余人的名单。这项措施体现了一种特别照顾老考生的精神，即使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也要给予那些努力过但未能成功的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恩赐式选择，不同于其他时代更严格、更冷酷无情的手段选择方式。
由于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进入金榜题名的人们生活年代。在积极鼓励学生参加考试并不断提高他们学习水平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超过10万人的参加解试者的情况，比如淳化二年（公元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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