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记载，宋真宗曾表态对待科举中的不公：“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便奠定了“别试”机制，即特设专门场合让有势力背景的考生进行考试。
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倾向于平民和庶族，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科举取得成就；二是不断增加录取名额，以此促进社会流动。
实际上，早期宋朝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被选中的进士数量有限。但当赵光义即位后，大幅增加了这些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共录取500余人，这在当时是一项创纪录的事业。
赵光义曾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或可为致治之具矣。”这显示出他对于选拔人才的心急如焚。当年参加考试的人数超过5300余人，他们大多数按10%左右的比例被录用。这一比例在当时算是一个较高标准，但也引发了一些官员如薛居正关于“取人太多，用人太骤”的担忧。
事实证明，这种扩招策略有效果，其中包括那次特殊的一甲第一名进士吕蒙正。他凭借这一系统，便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没有这种偏重寒门家庭子弟的情况，他可能难以获得如此荣誉。
咸平三年（1000年），宋朝进行过一次规模最大的人才选拔，当时共计740多名进士被选中，其中还包括900余人的特奏名，并且补充了来自落榜生的500余人。此外，还赐予河北地区350余人的诸科出身资格，从而进一步拓宽了选拔范围。
“特奏名”则是一种特别设计来照顾长时间未能通过科举筛选但仍有潜力的考生。早期规定，如果应试次数达到十五次以上依然未能入仕，那么可以直接获得本科出身，这类似于一种破格提拔或恩典性的选择权给予那些经历无数挑战却未成功的人们希望的一线机会。
由于其开放和激励措施，使得宋朝成为古代中国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这个环境下，不断增长的人口参与率使得参加解试者的总数达到了10万级别，如淳化二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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