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许多关于明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故事。然而,大清则不同,它不给予各级官僚地主过多面子,而是通过硬指标来落实收税,让富人也要掏出钱财。这使得清军在稳固华北、华中的六七个省之后,其财政动员力远高于大明两京十三省,对农民军而言,强过明朝几倍。
李自成打击了明朝,却屡经失败重整。那么,他为何被清朝击败后就再也站不起来?答案可能藏于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变化之中。
顺治九年时,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和云南以及半个湖北并非清朝领土,沙俄和准噶尔还威胁着边疆。而江南虽然已平定,但郑成功仍占据镇江,并围攻南京。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政府依然有2400万两真金白银可支配。而黄仁宇估算,即张居正刚完善的财政收入理论上只有3000万两(欠账很多)。到了末日,这些数字显得苍白无力,加上辽饷数额激增,是末日前兆。
更讽刺的是,当清入关缺乏文牍资料时,它竟然借用张居正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来征税,这样做完美地实现了那些未完成的事项,同时让其他官僚不愿意执行的事情变得现实。
除了收钱效率差异外,还存在花费效率上的不同。大清拥有五六万无法买到的核心部队打底,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人,也愿意给前线战斗的人足够的报酬,即便快到极点,如慈禧帝,也知道兵是雇佣不是抓来的,因此愿意支付新军一个月四两银子。相比之下,明朝总是在逼急才给军官足额经费,一般情况下只能发放每位兵士一两多月薪款,而且实际拿到多少天也不确定。因此,无疑导致了更大的积极性去打硬仗,对李自成带来的压力远超过那些养寇自重的明代将领们。
此外,大部分 明代岁入以劳役和物资形式存在,中央政府真正能调配使用的大约只剩三四百万两,所以即便仓库里堆满物品,但仍难以随时调拨供需。此种情况造成了官军行军抢劫成为汉族民众最害怕的情形之一。而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收入为银币,可以轻易调动,因此尽管也有贪婪的心理,但在战斗任务紧迫时刻可以购买补给,不但有钱可花,更能确保行进速度不会受影响,使得清军机动能力远超其对手,从而有效应对拖家带口的农民群体。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大陆皇帝懂得忠诚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当他们抢夺金银的时候,那么狠;当需要撒钱的时候,他们同样不会因为道德或节俭而犹豫,只要能够赢得战争,不介意身边的人也跟着发达。这一策略使得整个国家能够维持三个世纪间不断动员内地商业力量支持数千名战斗部队远征新疆,与汉唐时代边疆民族抗衡直至蒸汽船开进长江之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匹敌这股来自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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