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李自成与清朝展开了一场关于统治和财政的较量。明朝末年，士大夫们对交税这一“体面”任务避而远之，将其转嫁给了底层老百姓，而清朝则通过设定硬指标，让富人也承担起纳税的责任。尽管如此，明朝仍然难以支撑其两京十三省的财政需求，而清军稳固华北、华中的六七个省后，其财政动员力即超过了明朝。
然而，当李自成面对明朝时，他虽然失败了上百次，但不断重整旗鼓。而当他被清军打败后，却似乎就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顺治九年，即公元1651年时，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云南以及半个湖北尚未成为清国领土。此外，从沙俄到准噶尔，他们都在北方边界构筑着威胁。而江南地区虽然已经平定，但郑成功还在镇江一带进行抵抗，围攻南京，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央政府依然能够支配2400万两真金白银的情况下。
此外，对于黄仁宇所估算的大明理论收入3000万两（实际还有大量欠账），到了明末仅剩1000多万两，加上辽饷数额可知，那是一个末日之象。而对于张居正时代，最精心编撰出的《万历会计录》却成了入关后的新主子们完美落实事宜，无需再做其他准备工作。
除了收钱效率上的差别，大清还有一点非常关键——花钱效率也不一样。大约有五六万名无法购买的人民组成了核心部队，他们知道自己的数量，也愿意为那些厮杀的人提供足够的资金，即便是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能给新军每月发放四两银子。相比之下，明朝总是等到逼急时才给予足额经费，每位兵士理论上应该获得一两多月薪水，但实际拿到的时间久远且不可预测。这自然导致了更高战斗力的军队，更大的压力，以及更少的心理恐慌。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调度这些资源。大部分明朝岁入都是由劳役或实物构成，所以真正可以调用的金额最多只有三四百万二两，是很难随时调动使用。不过，即使仓库里堆满了货物，大部分官军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得不抢劫路过的地方，以至于成为各地汉族民众最害怕的一群武装力量之一。而大清，则将一半以上的收入转换为易于移动和调动的银币，因此，在战斗任务紧迫的时候，就能轻松地买来所需供应品，并且既不会影响行进速度又不会拖累大家生计。这自然提升了他们机动性的能力，可以应对拖家带口农民军队。
总结来说，大理想主义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而现实主义策略往往能产生持久效果。满洲皇帝明白忠诚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道理，用金钱去刺激忠诚，它们并不介意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只要战争胜利就是它们唯一关注的事项，无论是否让周围人也跟着发横财。不论是在蒸汽船驶向长江之前还是之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大英帝国以外的大陆国家，如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斗争中，最终无力抵抗的是中国人的征服者——满洲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