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打明朝，失败百次重起百次，为何被清朝打败后就起不来了？这问题的答案，不仅在于明朝与清朝的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变化，更在于两代统治者的理财智慧和军事策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明朝。明朝时期，士大夫阶层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却将交税这种“不体面的”任务留给老百姓。这导致了严重的财政问题。相比之下，大清则不同，它对各级官僚地主给予面子，同时设定了硬指标，让富人也必须出钱。这样一来，即使是华北、华中六七个省，也能有高于大明两京十三省的财政动员力。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顺治9年开始。在这个时候，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云南和半个湖北都不是清朝领土，而北方还面临着沙俄和准噶尔等外敌威胁。而江南地区虽然已经平定，但郑成功还占据镇江，围攻南京，这让中央政府每年依然有2400万两真金白银可花。
黄仁宇曾估算，当张居正刚刚整顿过财政的时候，理论上的收入只有3000万两（欠账很多）。到了明末，则实际岁入1000多万两，加上辽饷就是末日。而当清朝入关时，由于缺乏文牍资料，只好拿《万历会计录》作为征税凭证，从而完美落实了张居正没做完的事情。
除了收钱效率不同，明清两个时代还在花费效率上存在差异。大清拥有五六万无法收买的核心部队，对自己的兵力状况清楚，并愿意给一线作战的人员足够报酬，即使战争即将结束，也愿意为新军提供一个月四两银子的津贴。相比之下，明 朝总是在逼急时才给军官足额经费，每位兵人的月薪理论上发放一两多，但实际情况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一方面，使得清军更有积极性去打硬仗；另一方面，对李自成造成压力远远超过那些养寇自重的民间武装团体。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明朝的一部分岁入是通过劳役或实物形式支付，而中央政府真正能调配使用的大约只有三四百万两，因此即便仓库里有东西，也难以保证能够及时送达前线补充需要。此种方式限制了行军速度，使得许多地方汉族民众惧怕这些流动武装集团。而且，这些流动武装更多的是通过抢劫维持生计，从而成为农民起义最大的威胁之一。相反，大部分收入为银钱，便利调动，使得尽管满洲皇帝们可能非常吝啬但也有能力进行巨额支出，只要是为了胜利，就不会顾虑到其他因素。如果打赢了仗，他们也乐意让人家跟着发横财。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忠诚，其基础是利益。大约3个世纪内，无论如何，都能够吸引商业力量支持其扩展边疆，比如击败并征服包括新疆在内的边疆民族，比任何汉唐时代都不容易实现，而且直到蒸汽船开进长江之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挑战它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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