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研究宋朝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官职和制度。其中，通判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职位，其出现并发展的情况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根据史料记载，通判最初设立时，其本意是为了让这一官员能够对知州、知府进行监察，对地方行政进行监督。《历代职官简释》中的描述为：“宋代初设通判之时，职权几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实际是共同负责，甚至还是知州、知府的监视者。”这表明了当时设立通判制度的一种考量，即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地方官吏滥用特权。
《宋史·职官志》的记载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状者执掌伴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当时设置了很多不同的规则来限制地方军阀的专横行为，比如通过文臣担任知州，以及再加上一个心腹人物（即通判）来辅助其工作。这一点体现出了皇帝对于中央集权和地方治理的一系列考虑。
关键的时候，选择担任通判的人往往由皇帝亲自决定。这一点体现在太宗时代的一个例子中，那时候他的弟弟赵廷美被贬到了房州，并且赵光义非常慎重地选择了一些人来监督他，比如“以崇仪副使阎彦进 知房 州, 监察御史袁廓 通丹军 州 事”。这样的安排显示出皇帝对重要案件的手腕很大，他们不会轻易放手，也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度虽然起到了作用，但也逐渐显露出问题，比如过度集中力量导致的地方性问题。此外，有些高级别的人物，如吴越王钱儆归国后，被选为接收大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表现出色，因此得到太宗极高评价，每次宴请都要给予特别待遇。而当他们回到朝廷后，又能担当更高级别的岗位，这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确实具有很强的地位支持力。但同时，这种情况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和调整需求，因为任何好的制度如果执行久了都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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