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审视，任何一位统一大陆的帝王在初登皇位时，都渴望四方宾服。朱元璋即位后，不遗余力地派遣使者携带国书赴日，表达了两个明确的意图：首先希望日本能够派遣使节朝贡；其次要求解决那些扰乱明朝边境的倭寇问题。然而，日本并未如期履行这两点要求，而是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手段——杀害了中国使者的脑袋。这一事件让朱元璋感到极度恼怒，他决定出兵，以征服日本为目的。
面对朱元璋的战争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以回信形式作出了反应。这封信既不卑也不亢，同时又巧妙地展现出“奉陪到底”的坚定态度。尽管小小岛国、日本竟敢于冒犯大明，使者之死似乎成了他们自尊心的一次宣泄。但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与南宋灭亡以及随后的抗元战争有关。在南宋末年，中国曾是日本仰慕之对象，但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和忽必烈的大船远征失败（遭遇台风破坏），日本逐渐树立起自己可以独立抵抗外来侵略的信心。
百年之后，当汉人复兴建立新政权时，即明朝，其政治地位在日本眼中已经被动摇。而当代观念中的“中华情结”也因这一转变而变得模糊。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真正继承华夏文明正统的地球才有资格获得崇拜，而对于已失去正统位置的大明来说，他们只能处于一种挑战状态。
虽然朱元璋对此持轻蔑态度，将其视为一个无道的小丑，但怀良亲王却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大明更有资格继承华夏文脉。他提出的理由之一便是，从历史上看，大明从未成功地征服过海上的岛国，因此缺乏海战经验。此外，由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不太可能会轻易发动这样的行动，所以他判断这种威胁不过是在说空话而已。因此，他用类似的方式回击：“你若真要打仗，那就来吧，我不会退缩。”
果然如此，无论如何，小小岛国都没有受到实际攻击。大致上，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皇帝并不愿意踏上像蒙古那样远征军队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失败。不知是否因为害怕重蹈覆辙，或许是为了避免卷入更多纷争，最终决定保持沉默，并且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最终，在留给后世记载中的丹书铁券中，朱元璋正式将日本定义为“不征之国”。显然，他通过这个方式恢复了面子—既然对方称呼我为‘天朝’、自己则称臣，这种关系让他能接受放弃追究过去的事故。不过，这也反映出一种无奈的情绪—我们宁愿你不要惹我们，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管你怎样。你只需知道，你不能触碰到我们的底线，我们就会停止一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便力量悬殊，大明和Japan之间仍旧呈现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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