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里，我，胡惟庸，生于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我的故事也就此拉开了帷幕。早年，我跟随朱元璋起兵，并历任多个官职，从元帅府奏差到太常卿，再到中书省参知政事，位居百官之首。我深受李善长的提携，在他的推荐下，我被拜为右丞相，再次晋升为左丛相。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大，我开始骄横跋扈，对己不利者我会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来投靠我，而那些功臣武夫失职者，也都想得到我的青睐。学士吴伯宗曾因我而险遭大祸，而大将军徐达对我也不满，因此我诬奏他奸行，以图除去威胁。
然而，不仅如此，我还千方百计地拉拢那些因为犯法而受到朱元璋谴责的人，如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以图谋反。此外，我还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让他们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最终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注意。
朱元璋从历史教训中深感臣下的权力太大，将导致宰相专权、臣子操控君主的局面重演。在洪武九年，他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并在十一年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些措施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不久之后，由于我的儿子在市上驾车时坠死，被杀挽车者的事件激怒了朱元璋，他命令其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命。
洪武十三年正月，上疏告发我的谋反行为，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等罪名处决了我以及涂节、陈宁等人。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又揭露出更多与谋反有关的事实，如派林贤下海招倭、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毒死刘基等。我身后的势力被株连至三万余人，大部分开国功臣也因此而遭受牵连。
这个案件持续十年的时间，最终导致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关于胡惟庸是否真的谋反的问题，则成为后世对于明代史记载真伪的一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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