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胡惟庸以其机敏和智谋，一路攀升至权力的巅峰。他开始时是一名随从军官，后来成为元帅府的奏差，再逐渐担任宁国主簿、知县、通判等职位。在洪武三年，他被授予中书省参知政事的高位。六年七月，他因李善长的推荐而获得右丞相一职，紧接着又在十年左右晋升为左丞相，成为了国家最高决策者的重要人物。
然而，与权力一起增长的是他的骄横和专横。他开始擅自决定官员的人选，以及对奏章进行篡改，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则秘而不宣。这一做法激起了众多人的嫉妒与恐慌，他们纷纷向他献媚，以金钱或其他形式争取他的青睐。即便是学士吴伯宗，也因为涉及到胡惟庸的事务险些遭受大祸。而当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感到不满时，他甚至指使守门人福寿企图暗杀徐达，但最终未能成功。
胡惟庸还试图拉拢那些因犯罪受到朱元璋谴责的人物，如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军马，以备反叛。此外，他还勾结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让陈宁负责阅览天下兵马籍，这一切都引起了朱元璋极大的警觉。朱元璋深知过度集中权力会导致宰相专权，就像元朝末年的教训一样，从洪武九年开始就对各省实行改革，并于十一年禁止六部奏事直接上报中书省，以削弱中书省的力量。
不过，在一次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即胡惟庸之子车毁身亡的事故，朱元璋对此怒不可遏，将其处死，并且禁止用钱财赎罪。接着，上疏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大臣涂节等人，被捕并处死。随后，一连串关于胡惟庸阴谋的一系列案件被揭露出来，如派遣林贤私下招募倭寇、称臣于亡国君主请求出兵支持等行为，这些都被作为证据使用。
这些事件震惊了整个国家，最终导致三万余人因此牵连而死，其中包括一些功臣如李善长、赵庸、郑遇春等人的爵位也被追夺。在这次清洗之后，朱元 Scarlett废除了丞相制度，并严格限制皇帝立下的宰相，同时规定任何提议恢复这一制度的人都会受到重罚。这意味着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而皇帝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尽管明代史料对于这个事件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些历史学家如郑晓和王世贞认为这些指控可能并不真实，因此是否真的存在“胡党”的阴谋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也预示着另一个更加中央集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