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纳妾并非平民的常态，而是一种受限的社会现象。历史上的确有外国记者对清朝遗老辜鸿铭提出了质疑，他以一夫多妻制为例，将中国的妻妾制度与文明相提并论。然而，辜鸿铭以茶壶和茶杯比喻来表达，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普遍。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有文人风流自命，以“小星”或侧室、外宅、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结队，但这更多是富人的奢侈。
性学专家潘光旦指出，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不过由于同时承认妾制，这种天经地义的禁锢力量没有西方那般大。在《孟子》中，有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乞丐也有妾的事实显示了 妾的地位不高，而政府对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明会典·律例四》规定：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即老百姓只能在满40岁且无子女的情况下纳妾。
娶妾本质上是对王公贵族的一种福利，《白虎通义·嫁娶》更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而士一级配一名妓女，这是在礼节上的最低要求。
然而，由于部分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斗争，导致了如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等农民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中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农民起义原因之一，如《太平经》的理论指导书中就提到了一男二女法，即阴阳和谐所需，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不符合传统的一夫一妻制。而对于王者的规定，更是超越了一夫多妻制，从阴阳天人感应的高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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