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被历史尘封的岁月里，东江一带的风云变幻中，一个名叫毛文龙的人物曾经以其桀骜不驯和强悍武力震撼了那个时代。作为明朝任命的东江总兵，他天启三年加封左都督，赐尚方宝剑，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他将成为辽东地区不可动摇的一股力量。
然而，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期，一位名叫袁崇焕的人物登场，他是抗金前线总指挥官，以其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在他的眼中，毛文龙不仅是个独立王国，更是一个必须铲除之敌。因为在他的看来，只有统一政令、整饬军纪，才能确保辽东地区安全。
当袁崇焕抵达东江，并致书毛文龙前来会谈时，那份初见中的融洽气氛很快就被具体问题所破坏。当话题转向设饷宁远、更定营制、增设监司等问题时，毛文龙拒绝了所有建议，这让袁崇焕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先斩后奏，把他杀掉。这一消息传出后，一片哗然，但崇祯皇帝却作出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回应——表扬了袁崇焕。
这是个什么信号？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后遗症到底有多大？他有多少是私心？他到底错在哪儿了？
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事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毛文龍该殺；另一种则认为該殺錯誤。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士认为，从梁启超《袁督师传》引述程本直的话：“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他们主张，因为举国不能殺或不敢殺之人，而督師毅然去之，因此 袁崇焕 的行为是合理且必要的。而那些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提出应该先奏而後斃，而非先斩後奏，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误解并减少冲突。
至于第三种意见，他们则认為虽然毛文龍犯下十二條罪行，但這些罪行並不足以死刑處罰，這種觀點認為應該對其進行嚴厲懲處但不要生命。
但是，无论如何评价这次事件，都无法否认的是，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既能牵制后金，又能对抗外敌的大将如同削弱自己手中的利刃一样危险。因此，从战略层面上讲，将这样的一个人处决，是极为错误且短视的一个决定，它对整个国家乃至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对于这个决策背后的个人心理，以及它与宫廷政治之间复杂关系，也成为了学者们长时间探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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