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皇帝并非不具备职业色彩。然而，这个职业对技术要求极高，因此能够干得好的并不多，而那些庸碌无为甚至严重背离职责、破坏职业形象的人则占据了大多数。因此，对于皇帝这一职业的教育也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名家硕儒如四书五经等文化基础课有其重要性，但实践环节却存在难题，不能让退位的老皇帝每次都给预备役皇帝进行专业培训吧？或者说，有些聪明的皇帝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编写当皇帝所需的案例教材，以古代为参考，学习如何更好地履行这个职位。
例如，明代宗朱祁钰编写了一本《历代君鉴》作为教材。这本书实际上是由林文等臣僚在景泰四年（1453年）基于明宣宗宣德五年的计划完成。在这过程中，代宗似乎扮演着招标人和验收者的角色，只不过最后署名权归他所有。在职任内编制教材供自己使用，看似有些奇怪——虽然按照“活到老，学到老”的俗语来看，即使活到驾崩，也可以说是学到了驾崩。不过，这位代宗确实有些特殊。
朱祁钰就是那位经历夺门变动、英宗复辟事件中的当事人。他是宣宗第二子，被封为郕王。当英宗被俘后，他临时接替监国，在即位后改元景泰。他虽然不是早期接受过当皇帝教育的人，却似乎很愿意尝试这个工作。他召回忠义之士，并下令编纂《历代君鉴》这本速成教材。这本书完成后，他对此感到满意，从而促进了参与编修人员，如左春坊左谕德兼修撰林文升官至左庶子兼侍讲的事宜。
《历代君鉴》内容宏大共计五十卷，每一卷选取若干朝代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进行讲述。此类浩大的篇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只能走捷径，因此它实际上是根据“皇帝职业教育”的需要，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中摘录编辑而成，比如宋仁宗部分主要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每一位历史上的统治者都会有其行为前面加以评价，“善可为法”，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提醒未来之主学习或避免某些行为。而结束处通常会附上史家的定论，如“史臣赞曰”、“史臣论曰”。
总结来说，《历代君鉴》的体例和编制方式，可谓是一种针对当时情况下的典型案例式教材，为追求更好地执行这个角色提供了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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