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曾经评价这本书是“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确实，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转折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中国封建王朝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而这一年的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却恰恰反映出明代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往往强调“税重民穷”的说法，但黄仁宇则认为，这并非国家赋税过重所致，而是法律体系缺陷和政府效率低下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以道德取代法制的情况到了明代达到了顶峰，而黄仁宇在写作《万历十五年》时，其目的也在于揭示这一观点。
在万历年间，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如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等人，他们各有抱负和贡献，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这其中包括了当时权力中心的最高领导者——皇帝自己，他不得不接受文官集团体制带来的限制，无为而治成为他唯一可行之路。这种体制惯性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国家武备、科技创新和商业发展，还导致了一种集体主义思维，使得改革尝试屡遭挫败，大部分参与者还被迫面对牢狱之灾。
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让大明王朝走向衰落。此刻，我们回望那个平凡的一年，便能发现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小事件，它们看似微不足道，却隐含着巨大的影响力，将来可能会成为引发重大变动的导火线。而这些因果关系中的核心，就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大事记忆。
通过对几个关键人物及其命运的描绘，《万历十五年》展现了这个帝国末日前的悲剧情景。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依赖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并不能替代技术，更无法替代法律。黄仁宇指出，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充斥了整个帝国，从强度到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在这一刻，即1587年的某个瞬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地理距离似乎变得更加不可逾越。一边的是西方列强正在崛起，一边却是东方帝国开始走向衰败。这是一个分水岭，也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两个世界轨迹渐行渐远的一个新纪元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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