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他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了“以科目取人”的弊端，这不仅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批评，也反映了士人阶层对于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追求的过度焦虑。
陈启新在奏章中提到，他从小就被教导读书可以致富致贵，因此他和许多同龄人的目标只限于提升个人的荣耀和家庭的地位，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公共事务尽力。他认为，这种观念导致人们在实际行动中忽略了真正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空谈仁义道德却无法转化为实践。
此外，他还指出了其他两大问题：一是官府任由贪婪与酷吏横行；二是政治决策缺乏公正原则。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体系本身的问题。在陈启新的看来，传统教育注重个人功名，不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因此造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使得很多读书人更愿意专注于自己的私利而非公共责任。
通过这样的批判性视角，陈启新希望能够引起皇帝崇祯九年的注意，并期望能够推动一些制度上的改革，以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份奏章不仅是一个具体事件的描述，更是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士人的忧国忧民情感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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