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宋代，有一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者，他在明崇祯九年的某个清晨，将一封上书递交给了朝廷。这个上书不仅记录了历史，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
陈启新列出了“三大病根”，并以其中之一为例，即“以科目取人”。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整个社会的头号问题。他说：“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意思是，当人们只关注科举考试而忽视了品德修养时，他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什么是仁义道德，也无法正确地治理国家。
他进一步分析道：“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这意味着，从小到大的教育中，我们总被告知读书可以带来财富和尊贵，因此很多人只关心如何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真正去学习和实践那些高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最终，他问：“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之道哉？”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控诉，也是一种向未来世人的呼唤。他希望人们能够从追求个人利益转变过来，从培养自身素质出发，以期达到治国安邦的大业。这份上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人文景观，也预示着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对美好生活理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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