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希望重振国风。然而，朝内党争依旧激烈，加上民间灾害频发，百姓忍耐力已尽，最终多地爆发起义。明朝面临生死存亡时刻，当时若崇祯皇帝想挽救，他能否直接南迁以救国？历史上有过南迁的例子，但对崇祯而言，最大的难题是他已经失去了民心。
崇祯皇帝曾经并非吊死于煤山，而是在“南巡”，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很多人认为，如果崇祯皇帝真的南迁，再差也能在南方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如“偏安江左”的政权，这在历史上有先例，如赵构、司马睿等。
如果崇祯皇帝选择了这种道路，其说服力将远超福王朱由崧所建立的南明政权。朱由崧之所以失败，一方面原因众多，但主要是因为其统治不受欢迎。在他称帝期间，就发生了太子假冒事件，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他的不信任。而且，在此之后，还出现了好几个人称帝的情况，如弘光、隆武、邵武和永历等。如果当时是崇祯皇帝南迁，那么这些情况就不会发生，从而使得政治更加稳定。
尽管如此，即便考虑到这些优点，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民心”。大明走向末期已经失去了民心，这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边关问题。大臣们因被杀或担忧被杀，因此纷纷投降满清；那些未投降者更多基于民族气节而非对君主忠诚。
其二，是朝中问题。大臣们既缺乏信任，也缺乏资源来支持战争，不愿捐款；甚至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大臣们纷纷逃离，只留下孤独的崇祯。
其三，是士族问题。在宋晋时代成功的移居与融合可能无法复制，因为士族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地方士族是否会支持新政府也是未知数。
其四，是民间问题。税收压迫导致老百姓对大明王朝失望，并宁愿跟随农民起义军如李自成和张献忠，而不是大明政府。
最后，有些贼寇领导如李自成与张献忠拥有庞大的农民起义军群体，他们获得广泛支持，将继续威胁任何想要重新掌控局势的人，无论他们位于何处。这意味着即使挑战性较高的策略——即避开北方危险区域——也难以为之提供有效保护或恢复国家形象，以此来赢得公众支持及巩固力量。此外，即便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由于国内各阶层普遍对现状感到绝望，他们很可能会持续寻求更替，不仅仅是不满现行政策，更包括整个制度本身的转变。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环境，其中许多因素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使采取最极端措施去保存残余力量和影响力的尝试，对抗饱受破坏的大量社会结构和心理状况，都显得无济于事。此类努力虽然具有吸引性，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而且，即使成功，它似乎不足以抵消深入根植于社会中的深层次动荡和不安感，使得任何单一人物或行动几乎都不足以缓解紧急危机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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