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崇祯帝有心理疾病，他性格阴沉多疑，谁也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据统计，他执政后来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其中包括总督袁崇焕、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侍郎杨镐等，这些都是国家栋梁啊，只要崇祯一旦起疑，那就是要杀人没商量。他不管栋梁不栋梁的。但是，栋梁都没有了，国家确实要垮塌。
崇祯不但杀人，而且还要虐杀，还有示众。比如对袁崇焕，不但在大街上凌迟，还要号召百姓来分食他的肉。家属要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干净彻底消灭，从地球上抹去。
这些受过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熏陶的大臣，他们轻易不会变节，他们明明知道将来要被史官写进“二臣传”，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活命，他们不得不寻找生路。生路在哪儿，在大清所给出的厚禄。一方面他们看到大清那边清明，没有随便杀大臣的混帐事儿；二方面他们看到早年间投过去的范文程、李永芳等人普遍得到重用，即使李永芳还与皇家结了亲。大清的这个手腕远远高于崇祯“杀kill kill”的暴行。
被崇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大臣们，都在纷纷寻找逃跑的机会，也是寻找弃暗投明的机会。他们要求生。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大批明朝将领和官员陆续降服于满洲军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沈志祥、孙可望等120多位参将以上的人物降清，他们一降，明朝也就没有什么像样的重要官员了。
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以及个人利益与道义观念之间的心理矛盾。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威胁和家族安危的问题时，对抗或逃离自然会是一个考验每个人的价值观念。而对于那些曾经忠心耿耿地效力于天下，而今却身处绝境的人来说，更难以抵挡内心深处的一种求生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渴望。此外，由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于忠诚与出卖行为所持有的看法以及个人及家庭未来的安全考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一些原本坚定的守护者逐渐放弃原则转而追求现世安稳，而这种选择往往伴随着新的身份认同和前途展望。
综上所述，在那个充满动荡与不安定的时代背景下，当权者的无道暴行与残酷政策，以及相对较为宽容开放的大清政治环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投靠改变命运，从而实现自我救赎。而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在历史交汇点做出的艰难抉择，它揭示了人类面对极端压力下的复杂情感状态以及如何根据自身价值观念进行决策过程中的困惑与迷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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