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崇祯有心理疾病，他性格阴沉多疑，谁也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有数字统计，说他执政以后，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其中包括总督袁崇焕、兵部侍郎杨镐，蓟辽都御史刘策、巡抚都御史孙元化、漕运总督杨一鹏、三边总督郑崇俭……这些都是国家栋梁啊，崇祯只要一起疑心，那就是要杀人没商量，他不管栋梁不栋梁的。但是，栋梁都没有了，国家确实要垮塌。
崇祯不但杀人，而且还要虐杀，还有示众。比如对袁崇焕，不但在大街上凌迟，还要号召百姓来分食他的肉。家属要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干净彻底消灭，从地球上抹去。
袁崇焕纯粹忠勇战将，此前有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成功战例，但一封反间的信，他的战功就全部化为乌有，他成了死有余辜的叛臣，而且死得极其凄惨。崇祯的意思是与以儆效尤，杀鸡给猴儿看。可是，大臣们看到了什么什么呢?至少是看到两点，一皇帝的弱智与残暴，以及自身的结局。大臣们跟着这样的皇帝干，没有任何前景，只有死路一条。那怎么办？逃生吧。谁不怕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呢?
这些受过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熏陶的大臣，他们轻易不会变节，他们明明知道将来要被史官写进“二臣传”，但为了自己和家人活命，他们不得不寻找生路。在大清所给出的厚禄中，有他们看到那边清明，没有随便杀大臣的事儿，有他们看到早年间投过去的人普遍得到重用，即使李永芳还与皇家结了亲。大清的手腕，比起崇祯“杀kill”、“改改”、“伪伪”的手段，要高出许多。
被崇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大臣们，都在纷纷寻找逃跑的机会，也是寻找弃暗投明的情报。一旦发现安全通道，便迅速行动起来，因为他们要求生存。而当时的一些英雄好汉，如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天启四年（1624）降清，而后来的洪承畴则是在松锦之役中，被迫降敌。此外还有祖大寿，这位曾经抗击蒙古铁骑并且屡立军功的大名鼎鼎人物，在一次败退后再次投靠满洲军队，并获得了新的荣耀和尊重。
从此以后，对于那些希望保全生命、大业而非盲目牺牲的人来说，“投敌”成了一种合理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大名士族沦为亡国之奸，却也因其才华横溢而在新朝得以安置，其中有的甚至成为开国功勋，其子孙至今仍享受着荣誉与福利。这一切，或许正是我国历史的一个奇迹——即使是在逆境下，大多数人的选择往往注定由实际利益所驱动，最终还是追求着稳定的生活状态和个人或家族的地位安全。而对于那些坚持到底却无法幸免于难者，则只能悲剧地成为历史上的悲壮典故，以警世千秋，以致万代罔忘。
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危机时刻，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处境做出最适应性的决策；而对于那些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现实利益的问题。当一个人深陷困境无路可走时，即使原先对某个制度或领导抱有一定的忠诚，也会因为自我保护意识变得更加灵活，以求生存为最高目标行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原本拥护明朝政权的人开始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转向强大的满洲势力，为期望能够保障自己及其家族长久安身立命提供可能途径。而这一系列事件，更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生存意义以及价值观念的一种调整与变化，它也是现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期王朝衰落阶段政治文化的心理学分析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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