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财政危机：辽饷、剿饷、练饷三大加税之举，史称“三饷”，其规模之巨、负担之重，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加税措施的实施，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辽饷，又称新饷，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为了应对辽东的军事压力而增加的一笔赋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税收不断被提高，最终达到崇祯四年时每亩土地需缴纳银一分二厘，总计六百六十万两。此外，还有关税、盐课及杂项等其他征收项目，使得总共征收到的银子达到了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剿饷则是在崇祯十年（1637年）为了应对民变而增设的一项赋税，以助兵部尚书杨嗣昌筹集军费。这个额外的收入是多达两百八十万两，但直到崇祯十三年的停歇。
练饷，则是在崇祯十一年的提议中增加的一笔钱款，为数七百三十万两。这一措施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这会进一步减轻兼并问题，而有人则担忧这会导致更多的小农破产。
除了这些主要的加派外，还有许多次临时性的增征，如崇祯三年户部尚书毕自严等人的奏疏中提到的开矿和加税计划，以及后来的蠲免政策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困扰。
清初虽然宣布蠲免三种加派，但是实际上并未彻底实行，加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顺治十四年的恢复原状之后，再次出现了不少问题。而到了清末期，即使在光绪十三年的租金标准已经远高于历史上的峰值，但依旧无法避免地方官员私自另行科取的情况发生，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代结束。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家财政与人民生活的问题，这个挑战至今仍然是一个国家治理中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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