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三重赋税之痛：辽饷、剿饷与练饷的沉重负担
在万历四十六年，为了应对辽东的军事压力，户部尚书李汝华提出了新加税法，亩地增加了三厘五毫，这一措施在明年又被进一步增至六厘。到了崇祯四年，这一额外税收达到了每亩九厘，并且不仅包括土地，还扩展到关税和盐课等多项征收。此外，在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筹备抗击清军的费用，又加征了“剿饷”，总计二百八十万两。而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一些官员如毕自严等人也提出过减轻财政负担的建议，但均未能得到实际实施。
这场无休止的加税政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至极。在此背景下，不少地方官员私自另行加派，使得人民负担更加沉重。顾炎武在其著作中指出，当时的一亩田产价值已达到七八两，而要缴纳这些高额的赋税，每亩需缴纳达十两。
然而，即便如此，那些由来已久的三重赋税——辽饷、剿饷与练饷——依然是造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清朝入主中原后，他们才开始蠲免这些苛捐杂费，以缓解民众的经济压力。但即使如此，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仍旧影响着当时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艰难而复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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