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个人的生平进行总结，更是一种对其贡献和品德的评价。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皇帝的丰功伟绩显得有些不足，因此谥号逐渐变得更加长达。比如，李世民被赋予的谥号为“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其长度实属罕见。而到了清朝，甚至出现了十几个字以上的谥号情况。
为了简化称呼，并提高效率，人们开始使用庙号来代替这些较长而复杂的谥号。庙号则指的是在太庙中供奉的一系列皇帝家族名字，其中通常包括一个王朝建立者的称谓，如明太祖朱元璋、宋太祖赵匡胤等。而对于第二位继承人，即太宗级别的人物，其庙号往往与之相应，比如唐代宗李世民。
朱棣即位后，他原本将自己定位为明朝第二位皇帝，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他废除了建文年号，并改洪武三十一年的年份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此强调自己的地位。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将来的历史学家会将他的庙號从太宗更改为成祖。
明世宗嘉靖皇帝是一个深受众人熟知的人物，因为他著名的地炼丹爱好。他继承了无嗣的大明武宗朱厚照之后登基。在这个过程中，嘉靖应该尊重他的父亲兴献王作为兴献帝进入太庙。但由于排列顺序问题，以及对待先辈的尊敬程度不同，嘉靖决定提拔兴献王至太庙，而不是让前任主子（即前任君主）升入祧庙。这一安排实际上是为了确保自己父亲能够得到合适位置，同时也避免让朱棣这样的远亲被抬出祧庙，从而保持着整个家族成员之间关系上的稳定性。通过这种方式，不同时间点上的不同处理手段都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对于家族传承以及历史记忆管理的手段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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