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袁可立这位辽东三袁之一的名字虽不为众人所熟知,但他对明朝边疆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作为登莱海上防线的奠基者,他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军事与经济都有着深远影响。从七品推官起步,袁可立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四朝元老”而自豪,享受了“五世恩荣”的殊荣。
他的清廉公正得到了同僚们的一致赞誉。他入选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等大才子并列。在董其昌看来,袁可立不仅素质高尚,而且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以笔力斥邪恶,被誉为难得之清官。
然而,在当时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位清廉之士,也难免要面对种种挑战。比如,“雷鸣案”,这是一件发生在苏州府的大冤案。当时倭寇频繁侵扰,而一些地方豪强则利用这一机会打压异己,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冤狱。
三位青年秦灯、王士骕和乔一琦,因被误认为是反贼而遭到捕捉。在 袁可立出面干预后,他们终于获得平反。这次事件虽然最终解决,但由于秦灯和王士骕早已去世,只有乔一琦幸存,因此称作“雷鸣案”。
此外,袁可立还曾站出来为被诬陷的太守石昆玉辩护,他坚持依法办事,不畏权贵,最终导致李涞这个首辅的小臣羞愧辞职。此外,在阉党与东林党间激烈斗争时期,袁可立保持独立于党派之外,为国家尽责,是少数真正以国为重的人之一。
明熹宗曾评价他:“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这些成就足见其卓越的地位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