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人对袁可立并不熟悉，但实际上，他是辽东三袁之一，对明朝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忽视的奠定者，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的军事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可立以小小七品推官入仕，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 “五世恩荣”之赏。他本人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是难得的清官廉吏，入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等人并立。
董其昌曾赞扬袁可立：“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最开始由七品推官入仕时，比起别人的微位，都夹起尾巴做人生怕得罪权贵。在他之前的官员，即使是在苏州这样地处各大势力交错的地方，也都不敢对豪强多加过问。然而，当 袁可立到来，“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被太守石昆玉倚仗为左右手。
在任职期间，他处理了不少的大案，如“雷鸣案”、“湖州案”。其中，“雷鸣案”的主人公，是三位有才华的青年，他们因为招募乡兵御倭保家，被误解成聚众谋反，最终被判刑。但是，由于袁可立断定这是一件冤案，最终他们得以平冤。
此外，当李涞和首辅王锡爵交好，有司不敢过问石昆玉依法办事的问题时，只有七品的小小推官 袁可 立站出来，为石昆玉辩解，并最终让李涞自请辞官离去。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的一位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大公无私之人。在那充满党争与腐败的大环境下，他保持独立思考和坚持原则，是极少数踏踏实实为国家干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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