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当时世界的辉煌，犹如传教士易服的诗篇：沙勿略与利玛窦穿越文化的奇遇(图)
在文明进步的征程上，人类不仅发明了衣物以遮蔽身体，更发展了一种穿戴衣物的文化。衣物既有功能性，又充满社会意义，它们保护我们免受自然之伤，同时承载着某种文化和社会价值。
我曾将讲座题目定为“传教士的新衣”，这让人联想到《国王的新衣》童话，但传教士与国王不同，他们换上的新装，不是炫耀聪明，而是背后藏有深意。戚印平教授这样说。
戚印平获得汉语言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他研究日本早期耶稣会史，并出版了多部著作。他解释道：“华丽服饰助于日本传教。”
最早易服者是沙勿略神父，他基于对日本社会和文化传统深刻体验而做出这一大胆决定。当初沙勿略仍保持欧洲修道士习惯，未脱黑色修道服，这一原则相关道德规范使他视佛教僧侣华丽服饰为罪恶与堕落。但由此可知，在山口遭轻视，他明白东方文化对服饰重视，与上流交往中能起作用。在拜访大内义隆时，他换上了天主教祭祀用的隆重装扮。大内义隆赞赏神父装扮，说他像信仰众神生动写照。
利玛窦也曾改穿儒服，以融入中国官僚社会。他的易服并非单纯为了表面上的变化，而是在异地生存和传教中寻找通行证。他写信给总会长：“绅士来拜访，我们宴请他们，每天应酬繁忙……地方绅士官吏抬轿子接待，如同欧洲显贵一样，这荣誉十分重要。”
利玛窦至1594年11月4日南昌写信时，对耶稣会长通报了最重要决策：“稳重行事、权威性”才能取得成果。他解释说，当建立友谊时，“中国人总穿这种衣服见面，受访问也要穿相同或相称礼仪迎接。”这赋予了他巨大的威望。
然而，有些人批评利玛窦易服行为。洪若翰反驳说：“向中国宣讲耶稣会，与手执讨饭棍、赤足行走是一回事情。但生活在这些国家里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上帝争取人心。他必须按照这个目的调整自己的行为。”正因为这一崇高理想，使得传教士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不仅限于形象设计，还包括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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