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并非易事。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虽有所发展，被誉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其商业化程度仍显得逊色。明代整个时间里，“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一时期，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简化，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却找不到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问题，因此，对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空前的强化。
以现代眼光看待，这些问题本应通过民商法律解决，但在明代却将其归结为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此取代法律。明帝国彻头彻尾地文人化，每处都以道德伦理相标榜，这样的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之处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我认为，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替换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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