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商帮——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联系的商业集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明清时期，这个辉煌而复杂的大国上空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和闽粤十大商帮。
晋商与徽商之所以兴起，与其贩盐获利有着密切关系，陕西商人也不例外。在明代，陕西行省包括甘肃地区，其地域辽阔且几乎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此外，又因盛产粮食，陕西商人拥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优势。而为了安抚边疆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使得陕西商人还多了一条致富之路。
山东作为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鲁商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从汉始，“士农工商”分业制定，即将四民分为不同行业，其中士被尊为首位，而农则位于首位。鲁 商既想赚钱，又不愿失去社会的地位，因而决定走上“以末( 商业)致富，以本(农业)守之”的封建道路。
洞庭湖周围交通便利，并且物产丰富，使得居住在该区域的人们能够利用这些条件进行米粮和丝绸布匹等商品的运输贸易。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当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时，这些洞庭湖周围的居民通过买办业和银行业等金融实体，以及丝绸棉纱等工业，从事于各种经济活动，他们成为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为产业资本转化奠定基础。
龙游地区虽然偏僻，但却有着开放的心态，他们积极投入到典当借贷以及手工业生产中，不仅稳固收入，还发展出了产业资本。这一群体也被誉为具有战略眼光，同时他们适时投资矿产开发，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自己的事业。
宁波作为一个海港城市，其地理位置给予它经营海外贸易的地缘优势，使得这里的人口众多从事于海外贸易。清代南方钱庄由宁波百姓主导，与北方票号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传统金融体系中的两个支柱。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宁波显露出他们对新时代市场经济形势敏感，对新兴近代企业实行紧密结合，从而使得宁波成为著名的一员。
江右则指的是江西省境内的人口稠密但土地有限因此依靠经销生计的地方性经济组织。当朝廷实施官方朝贡贸易制度并禁海政策后，这些地方性的经销者往往不得不走私来维持生计。而福建海上交易通常与走私有关，因为它们建立了一系列据点用于收购货物并囤积国外商品以便销售。
广州及佛山一带广东人的活动同样横跨国内国际两端，他们参与海外交易同时也是国内重要力量。在现代最大的通关都市上海里，大约只有广东人的实力能与宁波竞争，最开始他们独占鳌头，但随后的几年里稍逊于宁波帮。但是最终，只有那些能够跟随时代变迁并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小部分人才能保持活力，最终成功转型写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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