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有人甚至将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它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落后。明朝整个时代,“铸钱”也就是生产货币,只能维持一年的开销,而北宋两年所需货币量则是如此之大。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方式,将社会组织简化到最低限度,却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事务,便加强了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用现代眼光看,这些问题本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民法典来解决,但却被归结于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如尊卑、长幼、男女等来解决问题,以此取代法律。在明帝国里,由文人主导,处处以道德伦理自豪,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国家,其虚伪性和不切实际性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点。这无疑是因为它彻底抛弃了技术,以道德替代法律而导致的一系列结果。这正是我所说的明代全面拒绝技术,以道德治国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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