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星期三18:30-20:3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所曹江洪教授做了题为《郑和下西洋与西洋航行》的讲座。致历史系师生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 本次讲座是2020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的第20场。本次讲座以腾讯会议的形式举行，由黄阿明副教授主持。 主讲嘉宾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孙景浩教授、包世清副教授、董家北副教授、熊元宝教授。
曹教授首先讲述了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她认为，唐宋以来的海外贸易传统，特别是宋元时期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历史基础。 明朝，国家统一，政权稳定。 国家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开垦，实行优惠的社会经济和税收政策，发展生产力，增加人口。 特别是明代对工匠户的管制政策的放松，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明朝在明州、泉州等地设立造船厂。 此外，国家还实行1/30的低商业税率政策。 这些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和政策条件。 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世纪初以来受到梁启超、郑和升等一批资深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它在不同时期随着思想和观点的发展而演变。 变化使其成为经常讨论的话题。 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也能得到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认识。
随后，曹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永乐皇帝为何选择郑和作为西洋舰队统帅。 这与郑和出身于伊斯兰家庭，有过访问麦加的经历，熟悉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并在靖难之战中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有关，也与郑和出身于伊斯兰家庭有关。永乐即位后的具体政治变化。 环境形势和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使郑和成为率领西洋的最佳人选。 曹教授还指出，郑和虽然出身于伊斯兰教家庭，但他的宗教信仰却是多元的。 他信仰伊斯兰教，也信仰中国传统佛教和道教。
在此基础上，曹教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重点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大小、数量、明代的造船技术和能力以及七次下西洋的航行路线。向西方指出，明朝时期的中国在海洋开发方面，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位居世界先进水平。 曹教授分析了郑和下西洋时的“西洋”概念，指出西洋是印度洋，是狭义的“西洋”； 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是郑和七下西洋必到之处。 郑和代表朝鲜皇帝在此开光立碑，并以九里为中转站，通过五条航线连接西方国家。 学者们普遍以文莱作为东西方的分界线，东部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西部是狭义上的西部地区。 在明代费辛、黄圣曾等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 他们从严格意义上的“西洋”转变为属于明朝朝贡体系的东南亚国家，最终将其纳入“西洋”。 ”范畴，所以还有一个广义的“西方”概念。 虽然郑和下西洋并不新鲜，虽然都是根据宋元以来就有的航线，但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和目的地都是通向西域的。 这清楚地体现了明朝从海上连通西域的外交政策。 沟通意识非常清晰。 郑和下西洋期间，在所到国家和目的地，中国的瓷器，特别是明初生产的青花瓷、白瓷和丝绸，与当地的物品，特别是当地生产的各种香料进行了贸易。西方国家。 郑和下西洋，将中国明代的瓷器制造技术介绍到占婆、暹罗等国，再由这些国家传播到东南亚其他国家。 运回的香料不仅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而且起源于明朝。 自早期以来，它已逐渐走进人们的家庭，成为不可或缺的食品。 毫无疑问，世界历史上曾有过“海路”、“瓷器之路”、“丝瓷之路”。
纵观世界海洋开发历史，海洋扩张实际上有两条路径。 一是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军事扩张路径模式，二是明朝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模式。 中国和西方世界分别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而中国选择了和平交往的方式。 郑和下西洋，使海上交通一度畅通。 这种良好的环境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政治交往、社会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大小国家交流合作共赢的经典案例。
曹教授的讲座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孙景浩教授对曹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认为曹教授是在全球史、世界史的背景下审视郑和下西洋的话题。 它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清晰的思维。 它对已有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指出郑和对西方的贸易与后来西方世界的自由贸易有本质的不同。 另外，孙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那就是郑和下西洋期间的语言交流问题。 早稻田大学熊元波教授提出了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以后的明清时期海洋世界是否存在“秩序”的问题，引发了同学们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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