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的明朝大佬，朱厚照与各路骚人！」

我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我的出生日期是公元1491年10月27日，我是明孝宗朱祐樘和张皇后的长子。我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是正德，也就是后世常称呼的“正德帝”。有些人争论我是否是昏君，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庙号是武宗，年号是正德，谥号是毅皇帝。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的资料，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信息：庙号：“武宗”；年号：“正德”（1506年——1521年）；谥号：毅皇帝。我是明朝第十位皇帝，被尊称为皇帝承天达道英肃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陛下。我的陵墓在明十三陵之康陵，我是汉族，出生地是北京。职业当然是皇帝啦！在我位期间，主要成就有应州大捷，诛杀刘瑾，平定宁王叛乱和安化王叛乱等等。我是继承自前任明孝宗朱祐樘的皇帝，继承人是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间为1505年至1521年，共16年。我的祖籍是安徽凤阳。 关于我玩乐宫廷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我的母亲张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而我是长子，所以我从小就受到了很多宠爱。还有因为我比较聪明，老师们教我的东西我总是能很快掌握。所以我就会玩乐，喜欢应酬，也因为自己喜欢文学艺术，所以把大片的金钱都投入到了文艺创作当中。我曾经说过：“我不做皇帝，做文人也好。”我觉得我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皇帝，但是我身边的太监却毁了我。在东宫时，有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被人们称为“八党”或者“八虎”。他们利用我的宠爱，排斥那些反对他们的大臣，导致朝中内阁只有李东阳和焦芳二人。他们每天都给我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娱乐节目，所以当时的东宫被戏称为“百戏场”。因为我年幼，我不能抵挡这些东西的吸引力，于是也沉迷其中。后来他们还建了豹房给我，让我沉溺于女色，其中甚至有不少的娈童，这导致我放弃了学业和政事。 公元1505年，我15岁即位，次年改元为正德元年（1506年），开始了我的皇帝生涯。四月，英国公张懋在上奏中开始指责我：“我认为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每天都只顾应酬、狩猎，只关心庶政，天下百姓期盼着朝廷能好好治国。最近听说陛下喜欢骑射、游览园林，甚至带着一群奴才出宫，玩耍娱乐。这样的事情，我们听了都非常惊恐。”这时我才刚刚四年统治，但已经荒废了天职。我刚刚登位没几个月就开始穿上平民的服装，私下去找自己的玩乐。但张懋等人都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规劝。吏科给事中胡煜也对我不重视学习、沉迷于玩物的行为进行了规劝。他说：“您是最英明聪慧的年轻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努力学习，但是很多时候，您在儒师的讲堂上还没听完就会有了一些逸事的想法。”他提醒我，作为皇帝，任何一个不端之念或者一次失误都会对天下产生极大影响。他希望我改变追求逸乐的心态，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上。但是我时常喜欢骑射，也常常穿着便装私自出宫狩猎。 在六月，大学士刘健也向我谏言，他表示：“陛下最近不到朝堂的时间太多了，上朝儀态过于懒散，奏事也拖个很久，沉迷于游戏和娱乐中。”这表明我已经沉溺于逸乐，荒废了朝政。当时的顾命大臣刘健也进言，请求我停止以下几个行为：1、不要单独骑马进出宫禁。2、不要频繁去监局、游玩。3、不要纠缠鹰犬玩具。4、不要接受过多的侍从们进献食品。 然而，在刘瑾的帮助下，我越来越过分地沉溺于玩乐之中。先是在宫中建了很多仿效市井的店铺，让太监扮演商贩和买家，而我则扮演每个店铺的老板，进行模拟经营。我还命令太监们为我建了一个避暑山庄，时常前往享受凉爽。刘瑾甚至还在豹房里安排了一个不拘礼数的狂欢派对。我在豹房里纠缠着各种女子，彻底放任自己的逸乐之心。我让宫内的太监扮演商贩和顾客，在宫廷里模拟经营。在这里，我扮演着贪婪的商人，但这还不够，我还想模仿妓院，让许多女官扮成妓女，给我演奏音乐，让我享受淫乐。我的后宫被弄得乌烟瘴气，这让当时的大臣们非常愤怒。在弘治时期，留下了一批非常清明正直的大臣，他们不顾自身安全，请求惩治那些擅权跋扈的太监，其中就包括“八虎”。当我刚登基不久，还没有掌握领导能力的时候，他们向我提出了强烈的进谏，这让我一时间有点心慌，想妥协，控制住“八虎”。但就在这时，刘瑾哭诉着向我山盟海誓，让我动摇了，第二天我惩罚了那些首先进谏的大臣。内阁成员谢迁和刘健不得不辞职告老还乡。群臣们失去了领袖，尝试了解决问题，但最终无果而终。 “八虎”在击败了群臣后，变得更加嚣张和独裁。刘瑾还为我建立了豹房，里面埋藏着很多娼禁、美女供我享乐。我变得更加放肆，而刘瑾也因此权倾朝野，但他没有意识到太监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他死在了另一个太监张永的手中。刘瑾死后，我的后宫并没有变得安定，而是先后出现了许多佞臣，比如钱宁。在公元1514年的正月，乾清宫由于点灯而发生火灾。当时我正好在去豹房的路上，看到火光冲天，竟然开玩笑说好一棚大的焰火。我并不满足于在京城享受娱乐，而是把国家政治置于不顾，带着江彬等人四处寻花问柳。我经常在夜里进入百姓家中，迫使女子陪伴，如果遇到中意的女子，我还会带她们回宫，这让百姓们非常不满和愤怒。永平知府毛思义为此贴出安民告示，告诫人们，凡是没有官府文书的，不得妄称皇上驾到，也不允许擅自扰害百姓。但我的脾气很暴躁，这让我非常愤怒，下令将毛思义逮捕并囚禁。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店，看上了老板的妹妹凤儿，于是我娶她为妃，并封她的哥哥做官。但凤儿在回京的路上就去世了，这让我非常悲痛。但没多久，我又看中了一个乐工刘氏，于是我又迎娶她为妻，并对她宠爱有加，让后宫中的人都称她为刘娘娘。

随心所欲

我在登基后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的内官，以此减轻所受限制。经常的讲坛日，我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享受自由。

武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喜欢大臣们对他的控制和限制，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即使这违反历代祖训和社会习惯。他甚至厌倦了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紫禁城，更喜欢自己营建的豹房和镇国府。豹房从正德二年到死前，他都住在那里。镇国府则被他亲切地称为“家里”。 武宗有一次通过各种手段搜罗男宠，在宫中选择年轻美貌的太监作为贴身随从，并与他们建立了性关系。他选择宫中年轻俊美的内臣作为宠幸的对象，称之为“老儿当”。当然，他不仅仅限于内臣，外出也寻找美女享乐。 大臣们多次向我上奏，希望我能遵守规矩和制度，但我总是以各种借口蒙混过去。后来，我甚至不愿出席早朝，为后来世宗和神宗的罢朝开了先河。大臣们轮流上诉，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我继续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最终，大臣们只要我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也干脆不再管我。我也曾四处搜罗小太监。一次南幸，来到杨文襄家，有一个歌童侍奉我。我很喜欢他的白皙肌肤，问他叫什么名字，得知是杨芝后，我赐名“羊脂玉”，命他随我北上。 之前我曾出宣府，也喜欢上了一个歌手。问他的名字时，我的侍从以“头上白”作为对，因为他是从代府院中的乐部请来的，由镇守太监提供人员。我笑着问：“头上白，不知道腰间是否也白？”等我离开后，大臣们便将他阉割了。他们担心我的意愿，或许我会召他进宫，所以才问出这话来。 明武宗不顾朝臣的反对而沉湎于游乐，主要是受到了“八虎”的蛊惑。这八个太监包括刘瑾、张永、马永成、高凤等人，其中刘瑾最有权势。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引诱我娱乐，每天带着鹰犬狐兔前来进奉，还偷偷带我出门逛街。他迎合我的喜好，逐渐得到了我的宠信，并掌控了大权。他总是以各种名义逼迫别人进贡，如果没有财富礼品的话，那么就会被他逼死。在朝廷中，没有人不恨他、不怕他，却又只好顺从他，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称他为“立地皇帝”。在正德三年（1508年），我已经厌倦了禁城的高墙和宫廷的束缚。于是，我离开了禁城，搬到了西北的豹房新宅。这个宅子原来是皇室贵族用来豢养虎豹等猛兽供玩乐的场所。我的豹房新宅修建于正德二年，至正德七年共修建了200多个房屋，耗费了24万两银子。它不仅仅是一座离宫，更是我的居所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当时的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铺设了许多密室，有些地方像一个迷宫，还建有妓院、校场、佛寺和一些动物园，我曾买了许多猛兽进行试验，发现豹子是最凶猛的，因此我养了很多豹子。每天，我都广邀乐妓来陪伴，甚至过于荒淫无度。正德九年元宵节放烟花时，不慎引发火灾，乾清宫也受到了殃及。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代表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地位。当我看到火起的时候，要求扑灭火势，还跑到豹房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 在宫廷中，我与一些男宠关系密切，他们荣幸地成为我的“义子”，并被封为朱姓。我允许男宠们建造豪华府邸，并参与各种活动，甚至掌握了一些军权。其中有些人如钱宁、江彬等十分嚣张，恃宠而骄傲，干预朝政，权力炙手可热。在这些男宠中，有些像江彬和许泰都以勇武善战而受到我的赏识，并与我亲近到“出入豹房、同卧起”的地步。 钱宁小时候被卖给太监钱能，改姓并与其无关。他非常狡猾，善于射箭，并热爱武术，这些都受到了我这位喜欢尚武之人的赏识。在豹房新宅的建设中，钱宁也出了很大的力。据说我在豹房里常常喝醉并枕着钱宁入睡。因此，当朝官们长时间等候时，只要看到懒散的钱宁出现，就会知道我这位皇帝也快来了。 江彬原是一位名边将，他很勇猛，头顶三支箭的伤口也没有让他胆怯，反而更加勇敢。当他因军功被引见朝中时，在我的面前大谈兵法，因此深得我的欣赏，并留在了我的身边。有一次，我在豹房里玩老虎，但平日里温顺的老虎突然变得凶猛，直接扑向了我。我急忙呼唤钱宁来救我，但他却因畏惧不敢前来。最终幸亏江彬及时出手，将老虎制住。虽然我嘴上逞能地说“我可以完全自我保护，不需要你们”，但实际上我心里十分感激。从此以后，江彬逐渐替代了钱宁，在我的心中得到更多的宠爱。我向江彬推荐了两位有勇略的万全都指挥李琮和陕西都指挥神周，并邀请他们到豹房来担当义子，赐予他们国姓。 在正德五年（1510）六月，我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并命令有司铸印。正德七年（1512），我赐予了一百二十七名义子朱姓，并增建了新的豹房。 我不仅毁掉了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的民宅，还大力修建了“义子府”，供江彬等人居住。江彬深深地怀疑钱宁威胁自己的地位，于是向我吹嘘边军有多么英勇善战，并引诱我互换边军和京军的位置，以保护自身权力。然而，根据明朝祖制，边军和京军是不能互调的，因为如果边军弱了，蒙古就会入侵；如果京军弱了，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了加强皇权而制定的制度。尽管我的大臣们强烈反对，但是我还是打破祖制，亲自调动边军入京，并设立东、西官厅，由江彬和许泰统帅。此外，江彬还鼓动我离开京城到西北去享受游玩的乐趣。对于一直以来雄心勃勃的我来说，这极具吸引力，因为我一直梦想能够在广袤的草原上展示自己的英雄本色，创造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我那里的美女数量众多，使我彻底地爱上了那里的风光。我感到自然景致更加吸引我了。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我带着一行人来到宣府，修建了“镇国府”，并自称朱寿。后来，我又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像我这样自我贬低又自我吹嘘的。我毫不重视国家事务和政治，真的像是在玩儿一样。《明史·武宗本纪》曾说过：“他耽于娱乐和游戏，亲近小人，甚至自授官职，忘却了分配冠履。” 我十分喜欢在宣府的镇国府长期居住，甚至开始视那里为“家”。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立春，我在宣府举行了迎春仪式。以前的仪式都用竹木扎成的架子，上面排列一些吉祥图案，作为献给皇帝的“进春”。但这一次，我亲自设计了迎春仪式，花样百出。我安排了数十辆马车，车上坐满了妇女和和尚。当车行驶时，妇女手中的彩球和和尚的光头相互碰撞，彩球四处飘落。在整个迎春仪式中，我都非常兴高采烈，对于我的杰作感到十分自豪。 在江彬的影响下，我开始将我的个人兴趣置于国家大事之上。我漠视百姓疾苦，对社会公正深感漠不关心。这样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反常的行为却被视作常态。在江彬的鼓动下，我下令修缮镇国府，并将豹房内的珍宝和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这似乎表明我有意长期驻扎在宣府。我之所以有这个打算，是因为我向往战争，并想立下边境的功勋。宣府是北方的一个重要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入侵的首要防线。我心中内向着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期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创造显赫的战功。此外，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用再听闲言碎语。我下令禁止大臣们来宣府，并只允许豹房里的人进出。 在正德十二年十月（1517年），蒙古王子伯颜攻打应州。我倍感兴奋，火速回京准备亲自出征。距离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的时间，朝臣们听到“亲征”二字十分敏感。于是又进行了一番规劝、教训，甚至使用了威胁手段，但是我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最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带领部队出征。作为惩罚，我不允许任何一个文官随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是场硬仗。几天里，我亲自率领军队到前线与敌人进行战斗。据说我还亲手斩杀了一个敌人，但这场战斗也十分危险，我的座车几度摇晃。虽然己方有五百六十三人受伤，二十五人牺牲，但我们也成功杀敌十六人，最终打败了鞑靼军。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作乱，并杀死朝廷命官。我找到借口，再次御驾亲征。为了彻底清除异端，我下令“再言之，极刑”。尽管群臣已经体会到我的执拗，但自己也疲惫不堪，只好同行了。 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二十二日，我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按照规矩，我不能带家眷。我与最爱的刘娘娘在潞河相遇，她赠我一根簪子当做信物。这让我这个皇帝也有些浪漫。谁知我骑马过卢沟桥时，不小心把簪子掉了。为此，我命令部队停止行军，进行大规模的搜索，耽搁了三天时间。这么领兵，简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直闹心。这不是孩子过家家吗？ 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二十六日，我率领大军到达涿州时，却接到了一条糟糕的消息。南赣巡抚王阳明丝毫不顾及朝廷的意愿，率军进攻宁王，结果却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将他俘虏。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叛乱已经平息，我还征战个什么劲呢？但是我有我的伶俐，我隐瞒了这条捷报，带领军队继续向南行进。我们到达临清的时候，我按照约定派使者去接刘娘娘。但是刘美人没见到那根簪子，拒绝前来会面。她说：“不见簪子，就不相信，不敢前来。”我看到她非常着急，只好独自乘船昼夜兼程，亲自前往接她。 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一日，我到达扬州府。第二天，我率领一群人骑马在城西打猎。从那时开始，我每天都要出去打猎。群臣规劝无效，只好请刘美人出面劝说，最终才劝住了我这个爱玩成性的皇帝。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十八日，我亲自前往妓院，检阅各位妓女。这一次触动了市场，导致花粉价格暴涨，妓女身价倍增。 这个“玩”足足持续了八个多月。王阳明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了南京，恳求我收他投降，但我只是感到烦躁。这不就是儿戏吗？我做了一个令人非常不满的决定：不予准认。幸好，在王阳明的再次上奏中，他决定归功于大将军朱寿先生和其他功臣，称赞了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并没有提及自己亲自冒险作战的事情。这一份奏折过了审查。 最终，我还是同意北返。但是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又想到了一个奇怪的主意：将宁王放回去，让他再次制造混乱，再由我亲自去抓。我的臣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不知道该如何劝说我。 回程路上，我游览了镇江、登上金山，乘船过长江到瓜洲。八月份，当我看到水上的风景和鱼儿在水底游动的时候，燃起了我的渔夫之心，于是我自己驾驶小船去捕鱼玩耍。结果，当我拉网时发现捕到了很多鱼，非常开心，但是努力拉网的过程中使得船体失去了平衡，我也摔进了水里。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人，我从小就不会游泳，落水后手忙脚乱，我拼命地在水中挣扎，但是菲佣们成功地把我救了上来。然而，水已经淹入了我的肺里，再加上惊恐和惊吓，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由于我着凉引发了肺炎，在现今看来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疾病，通过消炎和保养就可以治愈。但在明朝，肺炎和肺积水都被视作末期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我和随行的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正月十四日，我仍然坚持主持南郊大祀礼。但是，在献礼期间，当我下拜向天地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再也无法爬起来了。由于我的状况，大祀礼只好被迫终止。三月份，我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我告诉太监说：“我已经不行了。请将我的心意传达给皇太后，天下大事要紧，要与阁臣们审慎处理。之前的事情都是由于我的过失造成的，不是你们所能预计的。”说完后，我在豹房中去世，时年31岁。 在我去世后，内阁首辅刘健、一品大学士谢迁、内阁首辅李东阳、华盖殿大学士焦芳、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太保兼内阁首辅杨廷和、左副都御史刘宇、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曹元、光禄大夫兼太子少师梁储、刘忠、内阁首辅费宏、内阁首辅李景隆等大臣，奉旨共同照顾太子，辅助太后处理国务。这些大臣的表现得到了皇太后的认可，成为了明朝朝廷的核心。对于朝廷的任用，我曾经辅佐的有杨一清、靳贵、蒋冕、东阁大学士毛纪等人。此外，我也任用了一些宠臣，如钱宁、边将江彬等人。 在太监的任用上，我曾经任用过“八虎”，他们分别是秉笔太监刘瑾、总神机营张永、提督西厂谷大用、提督东厂马永成、提督东厂丘聚、罗祥、总三千营魏彬、司礼监太监高凤。此外，还有御马太监张忠、太监吴经等人。 虽然我很少进入大内，但仍定期听政，审核奏章，决定政治大事。偶尔无法前往朝堂时，我通过司礼监向内阁传达自己的圣旨，并命令内阁执行。即使我身在宣府，我仍特别注重政务，即使大臣不能前来朝堂，也要将所有的奏章都送到宣府。 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份，我终于有机会在应州之战中一显身手。当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寇关来袭时，我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能够与小王子大战一场。在应州之战中，情况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我当时身为皇帝，见状便亲自率一军前来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在双方大小百余场战斗中，我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亲手杀了一名敌人，大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小王子认为难以取胜，便率军西去，而明军在这场难得的胜利中取得胜利，这一战被后人称为“应州大捷”。这次胜利非常重要，因为明英宗曾率领20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为蒙古军的俘虏，而我率领五六万人并成功击败了四五万的蒙古军，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兵长期不敢向内地侵犯的直接原因。此外，在应州之战中，我亲自指挥布置，并正确地制定了战略和战术，展现出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这场战役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之一。 针对应州之战，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武宗实录》载有：“蒙古军队阵亡十六人，明军阵亡五十二人（存在很大争议）。”对于我而言，这并非是什么光彩时刻。其实，史官并不敢明言我当时的虚伪，但后人可以轻易地推测。同时也有可能是文言文中分数表示法的问题，比如“十六七”在文言文中指十分之六七。在外交方面，我作为明朝的正德皇帝，喜好宗教、灵异和神秘的传说。我经常与来自西域、回回、蒙古、乌斯藏、朝鲜半岛的异域法师相伴。我对藏传佛教十分感兴趣，精通佛教经典和梵语，史载有“佛经、梵语无不通晓”的记录。我还建造了许多寺院，并宠信重用一些藏僧，如星吉班丹、罗竹班卓、乩竹、三竹拾刺等人。我甚至自称为“大庆法王西觉道圆明自在大定丰盛佛”，命礼部为我铸造了一枚金印，并兼给浩命。我以皇帝和大庆法王这两重身份签署了一些诏令，表明我的身份和对佛教的热忱。 在正德年间，葡萄牙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著名的探险队曾多次与我朝进行接触。我曾亲自接见葡萄牙使者皮莱资（Tomé Pires），这也是第一次有葡萄牙使者得到我的接见。 总的来说，尽管我对宗教和神秘事物充满了追求和兴趣，但我在处理大事上却不会糊涂。我作为正德皇帝，处事果断、坚毅，能够迅速地解决问题。我很快平定了一些叛乱，如诛杀了刘瑾，并平定了王、宁二王的叛乱。我还大败蒙古王子的军队。同时，我多次给予灾民赈济，表现出了一位优秀的皇帝所需要有的仁善之心。在正德年间，我成为了一位有着许多大事的皇帝。我颁布了灾免赋政策，缓解了灾民们的负担，并且还聚集了不少的贤才为我效力，这从侧面证明了我治下还有着可称道的地方。但是，《明史》评价说，我在位期间虽然有较多的武功表现，如除掉了逆瑾，并躬身御边寇，但我却耽于娱乐和游戏，常与群小为伍。甚至到了自己从事官职的时候，也很草率。我能够亲自操纵用人之柄，并尽量补救国家的情况，所以才未至于危亡。但是，如果我能够承袭我的祖先遗泽，制定谨慎的规章，保持中主之操，那么国家便会泰盛名完，岂至于遭后人诟病呢？ 关于我的家族，我的祖父是明宪宗朱见深，我的嫡祖母是明宪宗王皇后，即慈圣康寿太皇太后，亲祖母则是明宪宗后妃纪氏，即孝穆皇太后。我的父亲是明孝宗朱祐樘，母亲则是明孝皇后夏氏。我是康敬皇后，即张皇后。我丈夫是明朝的朱厚照，即正德帝。 在我丈夫的后宫中，有孝静毅皇后夏氏、淑惠德妃吴氏、荣淑贤妃沈氏、刘美人（刘夫人）、马氏、王满堂（王浣衣）和刘姬。夏皇后是我丈夫的叔嫂关系，但因不能担任太后而被尊称为庄肃皇后。我丈夫曾敕令全国禁食猪肉，但他自己却仍食用猪肉。 我的兄弟是蔚悼王朱厚炜，我丈夫的堂弟则是继承人朱厚熜。我不同意武宗的政策，然后他颁布的降旨也被废除了。 正德十二年，武宗来到宣府，决定在那里建造“镇国府”。而他自封了“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要求将公文都写威武大将军，自己也改名为朱寿，并加封了自己为“镇国公”。这些举动让兵部进行存档，户部进行发饷。这样的行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毕竟没有哪个皇帝会自己降低身份向朝廷称臣。像这样不认真对待国家政务真是太过分了。《明史·武宗本纪》还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史书上记录，武宗喜欢在晚上到民宅里走动，看到大户人家就会马上冲进去，要么索取酒水，要么搜捕他们的女人。他的侍臣们也清楚皇帝的异想天开，竟然协助他进行抢夺良家妇女，来充当他的皇宫幸御。有时，斗殴甚至会达到十辆大车的数量。后来，武宗甚至不放过平民寡妇了，人们都开始惶恐不安，怕被掳走失去性命。陵寝墓地是由我在正德十六年四月建造的康陵。随后，在嘉靖元年六月陵园建设完毕。陵寝的建筑分为神道、陵宫和陵宫外的附属建筑三个部分。其中，神道上建有五空桥和三空桥各一座，而靠近陵寝的地方建有神功圣德碑亭一座，亭内竖立著碑石，但没有任何字迹。陵宫建筑的总体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占地达到了2.7万平方米。在前面有两个院落，第一个院落以祾恩门为陵门，单檐歇山顶，面宽三间。而院子内建筑有祾恩殿以及左右配殿，各五间。神帛炉是两座。第二个院落，前面设有三座门，内部建有两柱牌楼门和石供案。在案子上，摆放有石质香炉一座，以及烛台和花瓶各两个。方院后方则是圆形宝城，在宝城入口处建有方形城台，城台上建有一座重檐歇山式明楼。在楼内竖立著圣号碑，上刻著“大明”、“武宗毅皇帝之陵”。而明楼后方的宝城里从排水沟里侧开始向中心部分建立著陵冢，冢形状呈现自然隆起的状态。而在冢前和稍前两侧，则分别砌有高不及胸的陵墙，而正对宝城瓮道处，建立有琉璃照壁一座。在陵宫的外面，则还有一些附属建筑。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造了许多建筑物，包括宰牲亭、神厨、神库、祠祭署、神宫监、朝房、果园、榛厂和神马房等等。这些建筑物有着不同的用途，用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宰牲亭是用来宰杀牲畜的地方，而神厨则用来烹制食物。神库是用来储存物资的地方，而祠祭署则是用来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神宫监则是用来管理神庙的部门，而朝房则是皇帝的卧室。果园则是用来种植各种水果的地方，而榛厂则是用来加工榛子的厂房。神马房则是用来饲养和管理宫里的神马和马车等交通工具的地方。这些建筑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