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桓 《杏园雅藏图》 绢本设色 29.8×148.2cm 明代
纵观明代绘画史,我们不仅可以勾勒出一个传统艺术不断变迁的脉络,还可以借此观察其背后艺术收藏的兴衰。 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就带领大家走进明代的艺术圈,看看文人是如何使用艺术品收藏的。
吴派
背后的故事
有明代画,既没有宋画中的雄伟山水,也没有元代文人的古情。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平淡,但背后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戴进《奎石峡彩蝶》纸本设色114.5×39.5cm 明代
从体现宫廷情趣的“大院风”,到充满民俗风情的“浙派”; 随着后者的兴衰,文人墨客相结合的“武门派”兴起; 再到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 宗派正统地位的确立,在明代绘画史上其实隐含着一个宫廷画衰落、文人画兴盛的脉络,也预示着其背后民间艺术市场的繁荣。
除了私家园林文人聚会频繁外,王士珍、向元卞、沈周、文征明等一批能够引领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收藏家也在此时涌现。
董其昌《香木飘香》纸本水墨105×46.3cm 明末清初
从明代中叶开始,吴门画派开始称霸画坛,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史称“吴门四家”。 苏州吴派的形成和兴盛,与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当时苏州工农业发达,文化政策比京城宽松。 新兴的公民阶层有一种要求解放个性的趋势。 此外,苏州自古就是文人荟萃之地,艺术气息浓厚,进一步活跃了整体文化氛围。
不容忽视的是,江南地区民间收藏鉴赏的盛行,一方面为画家临摹名画提供了直接条件,提高了精品画作的产出率; 另一方面促进了艺术本身的发展和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花鸟图》
沈周
优美
沈周不仅是吴门派的创始人,而且出身于收藏世家,沉迷书画,终生不仕。 沈家从曾祖父沉良奇的手下打下了丰厚的底蕴。 元末在苏州耕田致富。 工作。
明代沈周《东庄图集》01
沈周《东庄图集》06,明代
沈周《东庄图集》07,明代
也正是基于与王蒙的这段友谊,沈周年少时能够在家作画,近距离感受王蒙笔法的变化,从而造就了他山水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粗”,一个是“粗”。其他比较粗糙。 脱胎于王猛“细而重”的笔法。 王猛绘画的层次构图、笔墨浓密,可见于沈周为诗文老师陈宽41岁诞辰所作的《庐山高图》。
沈周《庐山高图》纸本设色193.8×98.1cm 明代
虽未亲临其境,但基于家族丰富的山水画收藏和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沈周根据自己的想象描绘了一座从未到过的庐山,并以此比喻老师的个性来表达他的崇敬。 此画既是表现沈周个人风采的代表作,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圈以字画互赠、收藏为藏品的兴盛。
郭钟书《雪江行》绢本设色79.1×69.2cm 北宋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水墨纸本,33×636.9cm,元代
晚年的沈周痴迷于黄公望,手头有他的原著《富春山居图》,但后来被一家装裱店骗了。 沈周非常后悔。 为了抚慰痛失亲人的痛苦,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凡的模仿能力,将历时数年完成的三尺长《富春山居图》彻底迎刃而解。 著名的《富春山仿黄公望民居图》。 此外,沈周还拥有王猛的《太白山图》、郭仲舒的《雪霁上河行》等名画。
王蒙《青卞隐居》局部,水墨纸本,143×42cm,元代
王蒙《青卞隐居》局部,水墨纸本,143×42cm,元代
沈周不追名逐利,宽容待人,严于律己,因此很受他人欢迎。 此外,他还继承了父辈热情好客的作风。 他经常邀请朋友到他的住处“游竹居”吟诗作画,欣赏古董,或交换藏品。 作为艺术家,沈周善于通过感官将内心世界带入个人体验,通过绘画感受生命的过程,而不是一味追求“相似”; 正明等人都支持他。
王蒙《夏山高隐》 绢本设色 149×63.5cm 元
据说,唐寅在师从沈周学画时,曾因进步不大而沾沾自喜。 沈周看在眼里,也没有批评。 有一天我和唐寅一起吃午饭,天气闷热。 唐寅本想开窗透透气,却撞在了墙上。 仔细一看,发现是沈周的画,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 沈周不仅悉心引导后辈,还慷慨地将家中藏品分享给他们欣赏,形成了一批以他为核心的书画鉴赏家,深深影响了苏州文人界的审美风貌。
文征明
独到见解
沈周死后,文征明成为吴派画家的领军人物。 他出身官宦之家,58岁退休。后半生以诗书画为精神寄托,山水花鸟无所不能,和数字。
文征明,《竹林深处》,明代
与沈周的家庭背景相似,文征明也是在父母建立的良好文化社交圈中长大。 温氏藏书虽不及前者,但可考证的仅有其父辈所藏的《赵孟俯林志勇千字文》和《赵永麟李公麟五马图》。 但由于与无棣一流书画家的密切接触,文征明自幼耳濡目染,通过广泛阅读古籍,培养了极高的藏品鉴赏能力。诗歌和书籍。
文征明《宾客到庄图》局部,纸本设色,87.5×27.3cm,明代
文征明《宾客到庄图》局部,纸本设色,87.5×27.3cm,明代
据多份文献记载,文征明是一个极其勤奋好学的人,热衷于研究书画,并参加古玩鉴赏活动。 因此,当时吴国很多文人墨客都愿意请他鉴定自己的藏品,包括项元卞、华夏、沈周等。 曾请文征明为其藏品书画撰写鉴定意见。
昆山行家黄云曾用家中的五代巨然《庐山图》测试文征明的视力; 历史; 在重温陆宗英藏品中柯九思所绘《墨竹》时,他突破了原作者与画家文同风格之间的微妙关系。
明代文征明山水诗集1
不同于所谓的“富甲天下”的商人和收藏家,文征明的艺术收藏和欣赏并不功利。 这是他的创作需要,也是他的生活方式。
看画就像看人。 文征明的画作中,总有诗情画意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苏州文人场景,如《镇上斋图》、《绿荫清谈图》、《江南春风图》等。 观者以熟练见生涩,以稚见雅。 各种画风都有其修养。
文征明《万谷争流图》局部,纸本设色,132.4×35.2cm,明代
正如美术史学家罗越所说:“文征明所关心的是精神和心理的活力,而不是对自然的敏锐观察。” 同理,他的艺术收藏也是如此。 与物质可见的收藏相比,他的收藏存在于精神之中,这是他渊博的学识、非凡的眼光和超前的审美情趣。
文征明《聚桂斋图手卷》 水墨设色 31.6×56.3cm 明代
文征明更珍惜字画收藏活动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不是商业利益。 他的画风深受当时文人雅士的赏识,其画风、风格奠定了“武门派”的整体风格,影响流传近百年,一直延续至今。
王世珍
“隐藏的宝藏”
谈到明代江南地区的艺术品收藏活动,就不得不提到吴派画派的重要赞助人和支持者王士珍。 太仓王氏是靠科举考上的,祖父子三代都是重臣,在地方和朝廷都有着不凡的影响力。 除了经济上的富裕,拥有优质的人脉和资源也是王世珍涉足收藏行业的一大原因。
明王陆《华山图》详图
与上一篇所讨论的沈周、文征明不同,王世珍的收藏渠道更为广泛,包括购买、交换和搜索。 收藏书画作品150余幅,涵盖历代名家书画墨迹,如晋代钟繇《季之表》、唐代褚遂良《离歌》等。 、赵孟俯行书《二赞二诗》。
明王陆《华山图》详图
其中,王士珍藏王陆的《华山图》、文同的《墨竹图》为直购; 另一幅《唐褚遂良仿王羲之行书《兰亭序》》以“130金”的价格购得,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 还有一些穷困潦倒的画家,为了谋生,将自己的作品卖给他。
不仅如此,王士珍还修建私家园林和宝阁,热衷于举办文人聚会。 书画的交流或馈赠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所以他的藏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如闫立本临摹的《孝仪所得兰亭图》。
文同《墨竹图》轴 绢本水墨 131.6×105.4cm 北宋
王士珍好读书,着有画论著作《卮言》,代表了以吴门画派为核心的文人画家的艺术主张,强调“文人”与“行”的调和。 可见,王世珍对艺术收藏的热衷,并非单纯的附庸风雅,而是立足于自身对艺术的态度,试图挖掘藏品深厚的历史价值,从而推动艺术的发展与创新。
钟繇《季之表》,晋代
向元变
天籁阁的世界
嘉兴的项元卞与王士珍是同时代人,而且出身名门望族。 他们的藏品价值无人能敌,堪称明代私人收藏家中的巨头。 有“王氏小游馆藏书三万册,其二雅楼宋本更胜一筹”之说,但当时的人认为它远不如磨林。 王士珍虽然在当时已是家喻户晓、德高望重的收藏家,但与项元卞相比,他的藏品只是冰山一角。
赵孟俯《鹊花秋色》纸本设色28.4×90.2cm 明代
自父辈以来,项家便以商人立业,从不肆意挥霍。 史书上有“嘉兴向氏豪掷百万”的记载。 项元卞虽子承父业,但擅长诗书画。 从16岁起,他就涉足收藏领域。 在获利的同时,他结交了江南地区的文雅名流,为日后扩大收藏王国打下了基础。 . 相传项元辩曾得一古琴,琴上刻有“天来”二字,故存放处命名为“天来阁”,并刻有天来阁和项墨麟印章。
仇英 《沣溪渔图》 纸本设色 青绿 127×38.5cm 明
向元卞是“武门四大家族”之一仇英的好友和重要靠山,也是李家与专家相互接纳的重要幕后推手。 仇英是画家出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在天来阁练字三年后,眼界大开,古法日臻精湛,逐渐受到众多文人收藏家的关注。 他应项元卞之托制作的《汉宫春晓图卷》更是以两百金的成交价创下了当时的新高。
向元卞与仇英的友好往来体现了收藏家的重要任务和社会作用,即不断向大众推广所谓“精英艺术”,同时保留书画创作的优良传统,同时保持与人们的欣赏习惯有关。
仇英《桃源仙境》绢本设色175×66.7cm 明代
项元卞收藏了许多名家遗物,如赵孟俯的《鹊花秋色》、李唐的《拔草》、钱玄的《扶余山居图》、王羲之的《千字楷书》等。 向元卞的所有藏品基本上都盖有印章,他还喜欢在作品上标明“其价值××金”,以便日后交易。
以王羲之为例,项元卞曾为他的两部行书书法作品《战锦帖》和《平安、何如、凤举三帖》标价。 前者的价格是两千两白银。 相比之下,后者的体型要比前者大很多,价格却只有两百两。
李唐《采薇薇图》 绢本淡彩水墨 27.2×90.5cm 南宋
由此可见,尺寸并不是书法作品的主要定价标准; 而在绘画领域,山水画的定价远高于花鸟画。 据《常物志》记载:“画,先有山水,后有竹、木、兰、石,后有人物、飞禽、走兽、楼房、林木,大者次之。 “ 在所有绘画类别中,它是最受重视的。 向元卞曾将钱选的一幅山水画标价30两,另一幅花鸟画标价12两。 虽然大小相差不大,但价格却相差近三倍。
钱选《扶余山居图》纸本设色29.6×98.7cm 元代
虽然向元卞的天籁阁享誉中外,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向元卞更像是古董商,对待收藏的态度和行为一直为人所诟病。 清代收藏家孙承泽曾在《庚子·小侠集》中论道:“项墨麟收藏印章太多,后列购值,甚俗。”
钱选《扶余山居图》局部 纸本设色 29.6×98.7cm 元代
中国商品经济繁荣于明代,其绘画的变迁几乎浓缩了宋元明清的绘画史。 作为时代文化潮流和审美趣味的引领者,“吴派画派”不仅将文人画的发展推向了巅峰,也推动了以此为基础的艺术收藏和鉴赏活动。 无论沈周、文征明作为创作者开始收藏,还是职业收藏家王士珍、项元卞,艺术收藏都是他们树立群体形象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影响社会和文化走向的方式。
沈周《名雅集》 淡彩纸本 252.9×44.5cm 明代
艺术品收藏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而是自古就有。 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是“艺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每个人都有收藏艺术品的权利,并不是在苏富比和佳士得买的艺术品才值得收藏。 艺术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改变我们观看方式的同时,也不断更新着社会的审美潮流,反映着真实的生活情境。
因此,真正的收藏家不仅仅是“富国”的代名词,他们是能够将私人品味奉献给大众的人——这就是艺术收藏的深意,也是自人类诞生以来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原因和价值。
石涛《云山》 纸本设色 42.1×30.8cm 明末清初
精彩点评:
[编辑、文/蔡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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