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龙美术馆联合创始人、总展览策划刘益谦,龙美术馆馆长王伟,展览策展人谢晓东。 摄影:肖恩利
樱花盛开之际,龙美术馆十周年系列展览“龙与勇士——明代中国书画艺术特展”盛大开幕。 此次展览由刘益谦、谢晓东策展,精选明代作品83件(组)。 书画作品展出,约有20组书画作品首次公开亮相。
开幕式上,龙美术馆馆长王伟表示:“本次展览精选了我和丈夫刘益谦收藏的明代书画作品83件(组),其中包括近60位生活在明代的创作者。他们的时代。 跨越元末清初,收录了浙派、吴门派、松江派以及同时代著名艺术家的书画、书画、书信等珍贵文物,特别是多幅长达十多米的手卷,极其壮观,为我们了解明代历史、文化、家族阶层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龙美术馆馆长王伟致辞。 摄影:肖恩利
此次展览总策展人、龙美术馆联合创始人、收藏家刘益谦表示:“本次展览是龙美术馆开馆十周年系列展览的重要篇章,从‘南张北’齐展到“四王武云暨“四僧书画特展”,现已延续到“龙与儒——中国明代书画艺术特展”,我为这个展览而奋斗思考了很长时间,推翻了几个不同的想法,最后精选了83件(套)明代书画来展示明代文人的笔墨,每件作品都在公开市场上拍卖,我花了近3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系统的收藏。在明代三百年的时间里,文人的思想、文人的书画就像一座丰碑,值得我们永远引以为豪、仰望。到。”
本次展览总策划刘益谦致辞。 摄影:肖恩利
展览策展人、再易科技、云栖文化创始人谢晓东在序言中阐释了明朝的经济实力:“明朝是一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立国之本是农业,到了17世纪,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支付手段。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迎来了继宋代之后的第二次文艺复兴,通俗文学、出版业、哲学、科技和艺术得到全面发展。”
本次展览策展人谢晓东致辞。 摄影:肖恩利
展览现场拍摄、剪辑:杨轶
以下内容来源于谢晓东为展览撰写的文章
文字 谢晓东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征战长江流域时,该地区遭遇严重干旱。 传闻附近的沼泽地里时不时会出现龙,当地的长辈就让他向龙祈雨。 朱元璋同意了,就前去拜祭。 果然,天空下起了雨,灾情解除了。
今天看来,《神龙颂》所收录的这一事迹,是朱元璋当初立天下、为自己编织“真龙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宣传话语。 然而,在元明时期的文献中,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国运变迁、皇帝更替等有关龙的记载不下百条。
显然,“龙”不仅代表命运,还象征着一种宇宙法则或自然秩序。 最新的气候史研究表明,从元末到清初,人类历史处于小冰期。 中国明朝的最后四十年甚至可以称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 寒冷催生瘟疫、天灾、饥荒,进一步引发农民起义和族群空间流动。 朱元璋在元末战乱中崛起、建立明朝,以及最终清朝取代明朝,都与此有关。
当然,明朝兴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全球贸易网络尚未开通,明朝是东亚无可争议的霸主。 一个世纪后,西方发起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的崛起开始改写东西方的力量对比。 然而,直到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三百年来,中国城乡经济全面振兴,人口增加近7000万。 明朝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国家最初以农业立国,后期商业蓬勃发展。 到了17世纪,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支付手段。 与此同时,来自欧美的花生、红薯、玉米也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种植。 16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迎来了继宋代之后的第二次文艺复兴,通俗文学、出版、哲学、科技、艺术全面发展。
《龙与勇士——中国明代书画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期间:2023.5.25-6.18,摄影:shaunley
在这场漫长而复杂的社会转型中,皇权仍然是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 与宋元相比,明朝的专制君主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统治混合了蒙古可汗和宋朝皇帝的传统。 儒家思想仍然是帝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但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所强调的君臣之间的义务和相互尊重却受到严重动摇。 这深刻塑造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成为17世纪中叶明朝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同一时期,明代宰相权力虽被削弱,但士绅仍然成为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 15世纪以来,他们不仅主导了明代地方社会的礼仪和经济秩序,而且主导了科举考试,这是帝国选拔人才的关键。 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促使士人不仅获得荣誉、从政,而且开始尝试更多其他的人生选择,如务农、求学、经商、行医、隐居、当吏、或议政论政。反对。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和财富的不断增长,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也为此提供了客观基础。
这种多元的士人生态,既是明代文化艺术繁荣的深层背景,也是本次“龙与士人——明代中国书画艺术特展”的特殊叙事。 “士”不仅是明代“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的顶端,而且是明代社会精神生活、观念和形象的塑造者。
《龙与勇士——中国明代书画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期:2023.5.25-6.18,摄影:shaunley
从当今的艺术史和视觉文化来看,明代传世的图像和器物的丰富程度是前代所没有的。 它让我们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丰富性。 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官员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其他职业阶层塑造了这种印象。
在明代,书画虽然可以由专业工匠进行练习,但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所认可和珍视的作品,大多是文人的作品。 以本次展览为例,作者多为进士,曾在朝廷或长或短任职。 其中吴宽、王守仁、王浩、赵南兴、熊廷弼、史可法等都是明代政治、思想、军事史上的代表人物。
在士人与时代的价值平衡中,书画也被提升到几乎与诗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 虽然沈周从未当过官,文征明也曾短暂涉足官场,但唐寅卷入诈骗案,终生以绘画为生,仇英则成为职业画家。 受人尊敬。
明朝是一个物质丰富的时期。 这个世界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数量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虽然宫廷一直是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生产者和重要消费者,但随着晚明的到来,士大夫和豪门开始争夺“品味”的话语权。 明代社会鉴赏风潮盛行,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名家备受追捧。
在17世纪初人们对书画的品味形成之前,文征明就被认为是明代最伟大的书画家。 明末上海人董其昌改变了这一状况。 他提出了文人画的“南北派”理论。 和艺术实践,深刻改变了此后中国画的创作方向。 本次展览中他的几幅重要作品可供观众品读,并结合龙美术馆刚刚结束的“群星闪耀之时——四王武云四和尚”“书画特展”,使一个对比。
《龙与勇士——中国明代书画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期:2023.5.25-6.18,摄影:shaunley
本次特展共展出元末至清初的明代书画作品83件(组)。 类型包括扇子、挂轴、画册、手卷等,涉及创作者近60人,风格基本。 涵盖了明代书画史上的各种题材和流派。 其中,有许多长达十米的手卷,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象。 从画面上看,我相信这将是一场关于明朝的视觉盛宴。
但艺术不仅仅是图像,更是文化和历史。 在展出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旅行、送别、聚会文化如何出现在明代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手卷、扇子、相册等形式如何作为礼品和社交场景。 、巩固和建立关系。
绘画不仅是基于友谊和礼节交流而创作,而且还挂在特定的场合和季节,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图像出现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和呈现了明代人们的时间观、空间观和日常审美观,甚至参与了集体信仰的塑造(参见本次展览的《圣物图册》) 。
但无论如何,绘画中的士气或文学受欢迎程度至关重要。 陆机、吴伟、张鲁、周臣、仇英等职业画家,要么为宫廷服务,要么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受到当时人们的追捧并被载入绘画史册的原因。
书法是最直接表达作者精神的艺术形式。 也能体现作者内心的学问、哲理和道德文章。 士大夫也许不擅长绘画,但书法是必修职业,连皇帝本人也必须每天游池(参见本次展览中隆庆皇帝的《行书五言诗》)。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写作渗透到文人阶层的每一个生活场景。 写作就是生活本身。
毫无疑问,明朝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皇权与士大夫阶级之间的复杂张力,不仅是解读明代社会演变的关键线索之一,也是我们今天欣赏和阅读明代书画的重要入口。 浏览这些名作,感受视觉审美冲击后,我们不禁感叹“士人是明代最具标志性的形象”,我们会一次又一次被这些作品带回到历史场景。 这也是本次展览处于艺术之外的另一个阶段的地方。
部分展出作品
董其昌,《书画小山水》部分,纸本水墨,册页,29.5×22.5cm×20,1613年
夏畅 《湘江春意》 纸本水墨 手卷 32.5×921cm
张弼、李东阳等《寿南岸送别诗》,纸本水墨,手卷,18.8×971.8cm
沈周《寄吴文定行题图》,纸本水墨,手卷,31×1652cm
唐寅 《金昌送别图》局部 水墨纸本 手卷 21×132cm
文征明《兰亭修丰图》局部 水墨设色绢本 手卷 30.5×770厘米 1557年
王守仁《伏罗正安祖师书》部分 水墨纸本 手卷 25.5×294cm
仇英 《图卷》局部 设色绢本 手卷 29.5×618.5cm
陆机《斑鸠红梅图》水墨设色绢本立轴168.6×97cm
吴伟,柳荫烹鱼,水墨绢本,立轴,296.7×159.6厘米
朱允明,《仿米赋》局部,纸本水墨,手卷,23.7×168cm,1520
唐寅《行书古诗七首》 纸本水墨 手卷 30×262cm
文征明《行书图》局部 水墨纸本 手卷 36.5×1243.4cm
沈世充《江南秋色》,纸本设色,手卷,26×584厘米,1619年
吴宽、朱允明、唐寅、蔡玉、文征明、陈淳等,《吴氏名士手书》部分,水墨纸本,手卷,书本:24×368.5cm; 后记:24×228cm
兰英,《青兰翠暖》局部,设色纸本,手卷,40.5×337厘米,1659年
杨文聪《南归》,绫本水墨,手卷,26.5×424cm,1637年
周辰,《观潮》,绢本设色,立轴,181.5×99cm
邢童《李白行书七言诗》水墨锦缎立轴170×45.5cm
王铎,《行书图》局部,水墨绢本,手卷,27.5×210厘米,1634年
陈洪绶《清代图》水墨设色绢本立轴134×53cm 16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