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争议与讨论】
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明代银币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明代白银源于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明朝时期为何大量外资银行流入中国？ 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大多以欧洲无法生产可以与中国商品竞争交换的商品来解释。 这种只看表象不看本质的观点显然缺乏说服力。 我们需要真正了解经济全球化前夕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通过积极探索和利用中外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从市场上的兴起催生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初期的市场扩张。 共生因素——早期市场经济。 这里所说的早期市场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而言的。 其产品是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的，交换媒介是货币。 明朝张居正改革时，将赋税、徭役转变为货币税。 农民必须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换取白银来纳税。 这就是货币经济化或者经济货币化的过程，货币经济就是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凸显了市场现象和市场的作用，因此笔者称之为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变。 早期市场经济作为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推动力，开启了中国前现代由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见证了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大融合。 如何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历史上早期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前夕：白银从市场上崛起
白银在明代形成主要货币，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这早已成为历史学家的共识。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白银非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缺乏讨论，更很少有人追问白银货币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 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白银化和货币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货币化，即货币经济化，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 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的讨论，要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本源开始。
明初建立宝币制度，禁止金银交易。 白银不是法定货币。 据《明会典》记载，明代法规中有“钞法”、“钱法”，但根本没有“银法”。 这说明白银作为货币本身并不是起源于明朝的制度。 白银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从非法到合法的漫长而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 从民间卖地的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过多，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 明代宝钞的币制尚未建立，白银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 对第一手民间数据——明初洪武至成化的427份徽州卖地契约文件的阶段性回顾——揭示了白银在民间市场自下而上的崛起，才是白银调控作用的真实轨迹。市场： 1、洪武至建文时期，宝钞呈现快速衰落，出现白银货币化的趋势。 其次，从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然后衰落的过程。 宣德时期，许多实物交易出现在合同文件中，表明发生了转变。 第三，从正统到成化时期，宝钞逐渐从大规模的私人土地交易中消失。 成化时期，白银成为一切大规模土地交易的货币。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向社会流通领域。 主要货币的状况。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圣旨的结果，以“放宽银禁”为基础， 《明史》中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初年的“银禁放宽”和朝野皆用银。 结果。 然而，《明史》的高层概括并不能反映问题的真相。 一方面，根据私人卖地契约文件记载，英宗时期不存在“官民皆用银”的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据《明史》记载，英宗正统初年不仅没有颁布“放宽银禁”的专门法令，而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正统初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拯救宝茶、固执地收养宝茶。 毫无疑问，白银是从市场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国家货币体系中自然演变出来的。
明代大量官方和私人文献表明，成化年间和弘治年间（1465-1505年）是一个历史分水岭。 一方面，白银在市场上异军突起，赢得了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 白银作为称重货币，具有自由白银的特点。 本质上，象征着中国古代历代铸造发行货币的垄断地位在明代中后期丧失。 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会流通领域的上述变化，并在《大学补》中建议用“白银作为顶级货币”。 被提升为宫廷主要货币的正是白银。 证明。 因此，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市场自下而上的上涨，到官方承认和自上而下的趋同，并主要以税收和劳役换取白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 。 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表明市场与国家既有博弈，又有和解，形成新的动态平衡点。 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的转变在全社会普遍存在。 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革、税收和财政货币化改革，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重大变化。 白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农民由付粮改为付银，市场比以往更加活跃。 在国内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已经不可能突破国界走向海外市场。 阻挡动量。
经济全球化始于16世纪，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 根据明代民间的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献可以了解到，白银市场的兴起是在经济全球化前夕（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悄然发生的。 白银从非法货币向法定货币的转变，并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推动。 ，而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可视为古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起点。 仅从制度史的角度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性的。 它不能揭示白银从市场上的崛起代表着早期市场经济的出现。 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变发生在明代也是不可能的。 白银在流通领域迅速上涨。 在市场的影响下，国家对白银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从国计民生两个方面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货币化就是市场化。 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政策。 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引发了该国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市场与国家共同推动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进程。 这就是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这一转变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融合。
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明朝成化、弘治时期，在中国社会对白银旺盛需求的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 这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对接的原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的银矿。 这是中国最早的洋银来源。 日本大规模开采和出口白银始于1640年代。 从时间上看，日本白银开采量的大幅增加是由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引发的。 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昭信指出：“可以认为，日本国内对石见银几乎没有需求，全部出口到中国。”
第二个是美国银矿。 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追求。 从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变发生在 1670 年代西班牙占领菲律宾马尼拉之后。 西班牙人一到达东方，几乎立刻就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于是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横跨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 美国白银继续流向中国和世界各地。
经济全球化之初，西方人东来，中葡两国首次正式交往的结果就是明朝嘉靖初年的闭关锁国。 中国白银的供求关系不仅导致了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世界范围内海盗、海商无政府状态的趋同和加剧，而且也促成了明朝财政危机的升级。 ，迫使明朝加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货币化。 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寇”的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一条拓展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接轨的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并移动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 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解除海禁，“准许东西洋通商”，得到朝廷批准。 这标志着民间海商海外贸易的合法化。 贸易模式由官方朝贡贸易转变为民间私人海上贸易。 一个新的东西向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私人海商迅速崛起和“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发展。明清时期，郑航集团称霸海上，建立了繁荣的海上贸易网络，并赢得了与西方“海上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上最活跃的海上商船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设口岸。 在市场的影响下，金融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从1553年到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缴纳商业税并进行正常贸易。随后在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 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着繁荣的转口贸易，在中国商人的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路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往中国，而且还开辟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路线。开辟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全球国际贸易网络。 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全球贸易国际结算方式的使用，形成了全球链接的市场网络。 大量美国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路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明朝的开海政策将明末与经济全球化的开始联系在一起，明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开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中国第一手官方和私人文献以及第一手西方文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的大航海带来的。 在此前夕，明代不同寻常的白银货币化进程掀起了一股浪潮。 第一波参与。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引进了贵金属白银，还开发了巨大的国际市场。 漳州月港的开放和澳门的开放，为沿海地区市场经济的早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万历会计实录》研究表明，1680年代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 国家以实物和劳动力为主的财政体系正在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过渡，其中白银货币化占41%。 ％比例，而对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土地税案例分析也显示，白银货币化比例高达71％。 中国市场的拓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发，也间接推动了美洲银矿的大规模开发。 促进了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正在积极与全球市场互动。 对此，有学者本末倒置地说，外资银行的流入引发了一站式改革，外资银行拯救了中国市场。 16世纪，东西方有很多共同点：私人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市场参与和调节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朝主动走向全球贸易，不失时机地成为全球融合的先行者。 全球经济体系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贡献者。
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演变。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时，东西方普遍认为货币是财富的一种形式。 获取金银的途径是通过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 当时，大规模的国际和区域贸易尚未形成。 另一方面，中国商品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 白银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缺口巨大。 然而，海上贸易有广阔的利润空间。 明朝通过内部市场驱动力和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动与世界市场接轨。 16世纪和17世纪，日本的大部分白银产量和美洲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都进口到了中国。 美国学者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德斯提出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的观点，笔者认为应该提前到1640年代，当时中国的白银需求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发。 这充分说明明朝没有被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是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经济全球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结论
在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发展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建构与思考，以及国家—市场—社会与中国与世界的动态关系之中。全面审视，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动态关系。 通过分析研究明代在经济全球化之初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经济全球化前夕，白银货币化从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横空出世，开启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变。 市场嵌入并推动着一系列国家制度改革、社会变革和国家金融体系，乃至中国从传统纳税国向现代纳税国的转变。 到了明代，白银不可逆转地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国家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国家税收的征收形式。 中国出现了白银时代。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中，国家在制度改革中起主导作用，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上出现了商业帮派。 历史发展过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博弈与合作，是一个相互交织、复杂的过程，社会整体变迁不能归结为国家法律实施的单向过程。
白银货币化创造了各行各业对白银的巨大需求。 需求决定供给，推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扩大发展，积极寻求海外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 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的开发，间接引发了美洲银矿的开发，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开始的历史潮流。
白银货币化在中国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面性，主要具有两个性质：一是建设性的，二是破坏性的。 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迫使该国频频面临财政困难； 社会整体变迁使国家面临复杂不稳定因素。 最终，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全面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17世纪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货币危机。 西班牙在欧洲的相继衰落，明朝在亚洲的相继衰落，都与此有关。 这是16世纪世界上白银贸易发展最繁荣的国家的严重缺陷：主要依赖外部资源，无法抵御外部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