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是很多的。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
按照这套办法,传教士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了宫廷。他们受到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与中国学者密切交往,既打开了天主教传播的大门,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就是这批传教士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他在来华之前,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进入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7年。
明朝末年,入华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因此,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聘用传教士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了历局,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均进入历局工作。崇祯三年(1630),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的推荐之下,汤若望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在历局,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
不久,明朝灭亡,崇祯皇帝,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汤若望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为媒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从此,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倍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顺治帝的帮助很大。
汤若望竭诚为顺治帝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广阔的道路。因此,汤若望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他的苦心并非毫无效果。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其影响。而且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这种影响又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汤若望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对汤若望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
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汤若望的治历之功,明确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见,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